为了“干净的奥运会”

        简介：有史以来最为密集、严格、先进的检测手段，能否扭转四年前雅典奥运会兴奋剂事件多发态势

　　在北京奥林匹克中心东侧，有一栋面积达5500平方米的红色大楼，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即坐落其中。从7月27日起，在北京奥运村正式启用后的29天内，这个中心将24小时不间断地承担4500例的兴奋剂检测工作。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吴侔天在工作间隙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大战临近，中心所有工作人员都在夜以继日地做着准备。

　　这将是奥运会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检测，它比四年前雅典奥运会的工作量增加了四分之一，比八年前的悉尼奥运会提高了九成。为应对这一挑战，该中心的工作人员已经从原来的60人临时扩充到140多人；此外，还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医学部招募了大约100名志愿者。

　　国际奥委会（IOC）、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各国际体育单项组织和北京奥组委联合组建的一个20余人的兴奋剂检测小组，也将在8月5日驰援北京。其中十人为北京奥组委从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国专门聘请的检测专家，另外十人为海外专业志愿者。

　　这一切，能否确保北京成功举办一届“干净的奥运会”？该小组成员之一——意大利罗马反兴奋剂实验室主任、世界反兴奋剂科学家协会前主席弗兰西斯科·伯特的回答是：“事后才能知道答案。”

　　危险赌注

    所谓兴奋剂，是国际体育组织规定的禁用物质和禁用方法的统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每年都会公布一份禁用清单，从今年1月1日执行的清单，是去年9月正式制定的。

　　目前，国际上把兴奋剂统称为“doping”。这个单词源于荷兰语“dop”，最初指南非祖鲁人利用葡萄皮制作的一种酒精饮料，据说饮用之后可以增强战斗力。

　　早在古希腊时期，一些选手就通过特别的饮食或者服用一些药物，在比赛中最大限度地提升体能。到了19世纪，在自行车以及其他耐力运动中，士的宁（strychnine）、咖啡因、可卡因以及酒精等都被广泛地应用。

　　随着1896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兴起，兴奋剂很快成为与之共生的“肿瘤”。1904年，在美国圣路易斯举行的第三届奥运会上，美国马拉松运动员托马斯·希克斯(Tomas Hicks)被发现因为服用含有士的宁的生鸡蛋，才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到了20世纪20年代，人们逐渐意识到有必要限制在体育运动中使用此类物质。1928年，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IAAF）率先宣布禁用兴奋剂；此后，很多运动组织先后颁布了禁令。

　　然而，当时人们缺乏有效的手段检测运动员是否服用了兴奋剂。20世纪30年代，人工合成激素问世后，兴奋剂滥用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

　　1960年，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奥运会上，丹麦自行车选手詹森因服用苯丙胺猝死；1967年，英国自行车手汤姆·辛普森在环法自行车赛上因服用兴奋剂而死亡。此后，国际奥委会终于决定把兴奋剂检测正式引进次年（1968年）举行的第十九届奥运会。

　　在1998年的环法大赛中，法国警方对多支车队进行突袭，仅在荷兰TVM车队驻地就查出104瓶禁药。事后，包括一些车队理疗师在内的多人被送上法庭。

　　这一丑闻极大地震撼了整个国际社会。1999年2月，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召开反兴奋剂世界大会，并发表了《洛桑反兴奋剂宣言》；同年11月，独立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洛桑正式成立。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对于不同兴奋剂的作用原理已经有了相对清晰的认识。以属于肽类激素的促红细胞生成素（EPO）为例，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前任所长张长久告诉《财经》记者，当EPO被输入血液之后，会与骨髓中的受体结合，产生更多的红血细胞。血液中的红细胞越多，意味着输送给肌肉的氧气就越多，运动员的耐力也就越好。

　　另一种常见兴奋剂——丙酸睾酮，作为合成类固醇类（蛋白同化制剂）兴奋剂的一种，则具有增强肌肉和骨骼的作用；在主动或被动减体重时，它能帮助运动员保持肌肉体积。

　　然而，这些赌注的背后都蕴藏着巨大的风险：EPO会让使用者的血液变得粘稠，过量使用会导致脑血栓甚至死亡；使用合成类固醇，则会干扰运动员体内自然激素的平衡，产生一些严重的副作用。比如男性往往表现为性格改变、肾功能异常、乳房增大及早秃；女性则表现为肌肉增生、月经失调、体毛过度生长。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往往把体育竞技视为和平时期展现本民族自豪感以及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手段。此外，金牌背后隐藏的巨大商业利益，也往往压倒了对长期健康的忧虑，成为运动员铤而走险的最主要动力。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一旦兴奋剂开始使用，更多的人将身陷其中。

　　要彻底遏制兴奋剂在奥运会乃至整个体育界的泛滥势头，是一个长期的使命。2004年雅典奥运会就检测出26例兴奋剂阳性（包含逃避兴奋剂检查在内）。这也是自奥运会引进兴奋剂检测以来的单届最高记录。

　　猫鼠游戏

    不少运动员对使用兴奋剂抱有侥幸心理，一个因素是兴奋剂使用和检测之间的时间差。

　　吴侔天对记者表示，很多兴奋剂在被运动员使用之前是用来治疗疾病的物质。因此，检测人员很难甚至说不可能完全预知，哪种物质会被选择成为兴奋剂。与兴奋剂使用相比，兴奋剂检测往往表现出时间上的滞后性。只有当某种兴奋剂出现之后，检测技术才能相应而生。

　　“猫一定是在老鼠后面跑的，不可能猫跑在老鼠的前面，老鼠追猫。”他承认。

　　比如违规输血，即把血液、红血球以及相关制品通过静脉注射输入运动员体内，可以增加人体血液中携带氧气的血红素的含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耐力项目成绩。这项技术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实用化，但直到1986年才被列为禁用方法。

　　与此类似的是EPO的使用。早在20世纪90年代，EPO就被国际奥委会列入禁用清单，但一直到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人们才通过结合血检和尿检，找到了一种可以大面积推广的、可靠的检测技术。

　　美国女飞人马里恩·琼斯的故事是另一个佐证。2000年在悉尼获得五块奖牌（三金两铜）后，她成为奥运史上第一位在同一届奥运会上取得五块奖牌的女运动员。直到2003年，她被举报使用了一种当时尚无法检测出来的合成类固醇THG。去年10月5日，在提供兴奋剂的实验室两位负责人供认之后，琼斯在记者招待会上才含泪承认并道歉。

　　在兴奋剂检测技术的滞后性无法回避的情况下，加大对使用兴奋剂运动员的处罚和教育力度，成了有效制止这种行为蔓延的关键。

　　1999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成立。这一独立机构以“Play true”（玩真的）作为口号，主要任务是在国际奥委会的领导下，负责审定和调整违禁药物名单，对各国兴奋剂检测实验室进行认证等。

　　2005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33届会议上，以122票通过了《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公约》（简称“反兴奋剂国际公约”），这是全球第一个旨在反对兴奋剂的有普遍国际约束力的法律文书。

　　2007年11月17日，在西班牙举行的为期三天的第三届世界反兴奋剂大会上，修订后的《世界反兴奋剂条例》获得通过，将于2009年1月正式生效。

　　新《条例》最显着的改变之一，就是对初犯的惩罚由原来的禁赛两年提高到四年。这意味着，在本届被查出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将不能参加下届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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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身影

    在奥运会的舞台上，中国惟一被检测出兴奋剂呈阳性的案例，是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当时的女排主力接应二传巫丹，在尿检中被确认服用了含士的宁的物质。虽然后来被证明是误服含有违禁成分的止咳药所致，但兴奋剂对于中国体育界的冲击，早已是众所周知。

　　中国兴奋剂问题最早被人们所熟悉，是在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上，11名游泳队员在事后的药检中呈阳性。1994年的日本广岛亚运会中，又有11名运动员被检查出涉嫌服用兴奋剂。

　　中国政府很早就意识到兴奋剂滥用带来的挑战。1987年7月14日，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正式成立；两年之后，该中心正式通过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的考试，获准从事相应的检测工作。

　　然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仍然给中国的反兴奋剂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

　　吴侔天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坦言，兴奋剂检测水平已经成为一个国家能否成为奥运主办方的重要依据。在2001年北京“申奥”时，他曾作为兴奋剂检测方面的专家回答国际奥委会的提问。

　　本届奥运会，EPO检测技术与八年前相比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只需尿检就可以获得可靠的结果。他解释说，相对血检而言，尿样的采集显然更为方便，对于运动员本身的影响也更小一些。

　　当然，要真正遏止兴奋剂对体育运动的侵蚀，除了技术，更重要的还是制度。

　　2004年，中国政府为了表明反兴奋剂的坚定立场，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颁布了《反兴奋剂条例》。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只有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少数国家出台了类似的法规和条例。

　　随着北京奥运会日渐临近，中国政府一方面通过立法和督查市场的形式，从生产源头和流通渠道铲除兴奋剂；另一方面，对运动员的检查和违反规定使用兴奋剂的处罚，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程度。

　　根据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称药监局）统计，从去年下半年至今年6月18日，已经有23家违法生产经营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因的化工类企业，被责令停止生产和经营。另有125家违规生产和经营的药品企业受到处罚，321家违法发布销售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信息的网站被处理。

　　同时，中国对运动员的兴奋剂检测也逐年增多。2007年，兴奋剂检测中心全年共执行兴奋剂检查10238例，为历史最高水平；而在1990年，这个数字不足200例。

　　2008年3月，国家体育总局出台《国家队运动员兴奋剂违规处罚办法》，规定运动员发生药检阳性或其他严重兴奋剂违规行为，给予该运动员终身禁赛的处罚；并解除该运动员劳动合同，不得以任何理由留用；对运动员主管教练员，给予解除教练员聘任合同，取消其终身教练员资格、终身不得从事与运动训练和运动队管理有关工作的处罚；并根据情节和责任按照《反兴奋剂条例》等规定，建议或责成主管部门按照党纪、政纪的有关规定开除其党籍和公职。

　　考验在前

    中国药监局制定的《2008年兴奋剂目录》，包含了216种兴奋剂。其中，蛋白同化制剂有74种，刺激剂（含精神药品）有59种，此外还包含7种肽类激素、11种麻醉药品以及其他品种。

　　兴奋剂之所以存在这么多门类，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吴侔天告诉《财经》记者，是因为不同的运动项目需要达到的效果不同。如有的项目需要稳定，有的项目则需要耐力或者爆发力等。

　　国际奥委会联络协调员桑德里·唐格对《财经》记者表示，从7月27日奥运村开村到8月24日北京奥运会闭幕，所有奥林匹克中心（包括奥运场馆和奥运村）内的兴奋剂检查检测工作，都将在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奥组委的指挥监督下进行；具体检查工作由取得国际奥委会认可的检查人员完成，检测工作则由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完成。

　　另外，类似于2000年悉尼奥运会、2004年雅典奥运会和2006年都灵冬奥会，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还将派出一个独立观察小组，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监督兴奋剂检测工作和检测结果的执行情况，并以报告的形式公之于众。

　　据《财经》记者了解，该小组共有12名成员，分别来自十个国家。小组负责人是国际滑雪联合会秘书长萨拉·刘易斯。

　　为了对各国奥运会参赛运动员和教练员、队医进行直接的反兴奋剂教育，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还将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推出运动员拓展项目。这被认为是迄今教育运动员远离兴奋剂的最好方法。

　　该项目组成员之一、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反兴奋剂办公室副主任王新宅告诉《财经》记者，该项目的工作地点选在奥运村，每天项目组成员都会在工作点为运动员提供反兴奋剂的教育。具体形式是让运动员玩游戏，这款游戏现在可以从国际奥委会的网站上下载。

　　除了传统的挑战，北京奥运会注定要面临很多新兴的考验，比如基因兴奋剂（gene doping）。

　　7月21日，德国电视一台在播出的一部纪录片中，指责中国有医院提供基因兴奋剂业务。虽然中国卫生部否认了这一指责，但无疑，基因兴奋剂仍将构成一个长期挑战。

　　要解释基因兴奋剂，先要从基因治疗说起。基因治疗是指将人的正常基因或者有治疗作用的基因，导入人体靶细胞以纠正基因的缺陷，杀灭病变细胞或抑制外源性病原体遗传物质的复制。作为基因疗法的“副产物”，基因兴奋剂服务的对象，已经由患者转为健康的运动员；目的也从单纯的治疗，转变为通过使用相应的细胞、基因或基因表达构件来提高运动成绩。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基因兴奋剂研究小组负责人西奥多弗里德曼教授对《财经》记者表示，理论上来说，通过引用新的基因或者改变原有内在基因的表述方式，就可以从改变肌肉的强度、体能和输氧能力方面增强人的运动潜能。

　　不过，他也强调，基因疗法对医学技术的要求非常高，目前基因疗法充满风险，结果并不能达到完全可控。“现在应该通过法律，全面禁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吴侔天对《财经》记者承认，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形成一套被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认可的检测方法，如果2008年北京奥运会真的出现使用基因兴奋剂的运动员，以目前的检测技术很难检测出来。

　　但是，他补充说，如果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提出要求，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将保存本届奥运会的所有检测样品，保存时间是八年。“若干年后，可以依据新的检测技术对检测样本做出新的检测。如果发现运动员使用基因兴奋剂而获得奖牌，同样可以依据检测结果对其进行处罚。”

专题：分析测试助力2008北京奥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