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获诺奖创六大纪录，回应表示“获奖并不意外”

　　据诺贝尔官网消息，2015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已揭晓。一半共同授予美国科学家William C. Campbell与日本科学家Satoshi ?mura，表彰他们发现了对抗蛔虫感染的新疗法；另一半授予我国科学家屠呦呦（Youyou Tu），表彰她发现对抗疟疾的新疗法。

　　此次，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奖金将一分为二。William C. Campbell与Satoshi ?mura两人共同获得一半奖金，而另一半奖金将颁给屠呦呦。

　　“屠呦呦获诺奖打破了几个中国纪录：中国大陆第一个自然科学领域诺奖的科学家、女科学家、土生土长未出国不会英语的科学家、未获院士的科学家、研究工作没有发表过‘SCI’论文的科学家、中医科学家”，在获悉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与另外两名海外科学奖分享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九三学社中央科普委副主任、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钮文异教授在自己的朋友圈内分享了以上文字。

　　寄生虫防治领域做出革命性贡献的三位科学家

　　寄生虫引起的疾病一直困扰人类几千年，并构成了重大的全球性健康问题。寄生虫疾病对世界贫困人口的影响尤其严重。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药学奖获奖者在最具破坏性的寄生虫疾病防治方面做出了革命性的贡献。

图1：William C. Campbell发现ōmura的其中一个链霉菌培养样本对杀死寄生虫很有效，而且该样本中的活性化合物阿维菌素也得到纯化。之后，阿维菌素被修改成伊维菌素，而伊维菌素对动物和人体内的许多寄生虫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其中就包括导致盘尾丝虫病和淋巴丝虫病的寄生虫。

　　William C. Campbell

　　William C. Campbell 1930出生于爱尔兰，1952在爱尔兰都柏林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57年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1957年—1990年在默克公司研究所进行治疗剂研究，1984年—1990年为高级研究员和实验室主管来进行分析研究。Campbell目前是美国杜尔大学的名誉研究员。

　　William C. Campbell一直致力于寄生虫研究，其获得了Satoshi ?mura的链霉菌培养基，并且放大了这种链霉菌的效力。Campbell表示，一种来自链霉菌培养基中的特殊组分可以有效抵御家养和农场动物身上的寄生虫感染。研究人员将这种生物活性制剂进行了提纯，并且命名为阿维菌素，对其进行一定的化学修饰就可以变成一种名为伊维菌素(Ivermectin)的高效化合物。

　　Satoshi ?mura

　　Satoshi ōmura 1935年出生于日本山梨县，1968年获得日本东京大学药学博士学位，并在1970年获得日本东京理工大学化学博士学位。1965年—1971年在日本北里研究所作为研究员进行研究。1975年—2007年为日本北里大学教授，2007年至今，Satoshi ōmura日本北里大学名誉教授。

　　Satoshi ?mura主要致力于分离天然产物，他对一种生活在土壤中名为链霉菌属进行了重点研究，这种链霉菌可以产生一种具有抗菌活性的制剂（包括1952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Selman Waksman发现的链霉素），Satoshi ?mura利用大规模空的培养和特性分析，从土壤样本中成功分离除了一种新型的链霉菌，并且在实验室实现了这种链霉菌的成功培养。

　　屠呦呦

图2：屠呦呦查阅古代的草药书籍，研发出针对疟疾的新疗法。

　　屠呦呦，女，1930年12月30日生，药学家，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1980年聘为硕士生导师，2001年聘为博士生导师。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

　　上世纪60年代，消除疟疾的努力遭遇挫折，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再次升高。屠呦呦从传统中草药里找到了战胜疟疾的新疗法。她通过大量实验锁定了青蒿这种植物，但效果并不理想。屠呦呦因此再次翻阅大量医书，最终成功提取出了青蒿中的有效物质，之后命名为青蒿素，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

　　2011年9月，屠呦呦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今年6月，屠呦呦获哈佛大学医学院华伦?阿尔波特奖。屠呦呦和她的团队研制出的青蒿素药物至今仍然是世界范围内最主要的抗疟药物，成功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屠呦呦：获奖并不那么意外 看电视才知获奖

　　提及诺贝尔奖，不管是预测还是正式颁布，我们总是期望能够在名单中看到中国科学家的身影。此次屠呦呦获生理学或医学奖，刷屏的报道中不再是那个让人心里有点“小疙瘩”的“华人科学家”一词，而是让人骄傲的“中国科学家”头衔。屠老太太以85岁高龄实现了整个民族的梦想。

　　据浙江在线报道，昨晚8点18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近3小时后，记者第四次拨打了屠呦呦家的电话。前三次都是忙音和转接的提示音，好在这一次，对面接通了。

　　“你好，请问是屠呦呦教授吗？”

　　“是的，你是哪位？”

　　“我是钱江晚报记者张苗，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您，我们浙江的媒体很关注您这次得诺奖，作为老乡想简单采访下您。”

　　“哦呵呵呵，今天已经有很多人打来电话了。”

　　“这里真的是屠呦呦教授家吗？您真的是屠教授吗？”

　　“是的，我是屠呦呦。”

　　“那我简单问问，尽量不耽误您休息，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得奖的？”

　　“今天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才知道得奖的。”

　　“这次能够得奖，感觉有意外吗？”

　　“没有特别的感觉，有一些意外，但也不是很意外。”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是中国全体科学家的荣誉，大家一起研究了几十年，能够获奖不意外。”

　　争议声：不够淡泊名利？看饶毅如何点评

　　2011年度拉斯克奖颁奖典礼被安排在一个酒会上举行，在这个轻松的西式社交场合，屠呦呦的些许拘谨看起来反而别有风度。在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的描述里，屠呦呦是一个靠“洞察力、视野和顽强的信念”发现了青蒿素的中国女人。

　　拉斯克奖引发的疑问是：为什么青蒿素没有拿到国内的科技大奖，反而先拿到了国外的大奖?科学界主流的答案是：没法确定奖项的归属。

　　文革期间的1969年，各项科研工作都已停顿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现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接到一项特殊任务——参加一个代号为“523”的战备项目。当时正值越南战争，耐药的恶性疟在越南流行，中国在越共的请求下开始在军内开展抗疟药的研究。38岁的屠呦呦被委任为组长，负责重点进行中草药抗疟疾的研究。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要说知识产权了，即使以个人的名义发表研究的结果也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1972年3月，按照523办公室的安排，屠呦呦以研究小组代表的身份报告了青蒿中性提取物的实验结果。在她报告了“30例青蒿抗疟全部有效”的疗效总结后，掀起了全国对青蒿抗疟研究的高潮。

　　屠呦呦所在的中药研究所继续进行青蒿活性成分的研究工作，最终分离提纯出抗疟有效单体，并命名为青蒿素。在此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青蒿提取物中，由云南药物研究所用汽油从当地的青蒿变种大头黄花蒿中提取的青蒿素，在临床试验中展示了极好的抗疟疗效。之后，上海无机化学所的周维善研究小组测定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并发现了其抗疟机理。

　　1978年，“523”项目的科研成果鉴定会最终认定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集体的荣誉，6家发明单位各有各的发明创造”。在这个长达数页的结论中，只字未提发现者的名字。当年大协作的“523”项目以“胜利完成”而告终，然而后来的几十年中却争议不断，屠呦呦则被很多人认为“不够淡泊名利”“个性执拗”。

　　2009年，屠呦呦编写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出版，就因为引文署名的细节而招致批评：未能充分肯定其他研究小组和研究成员的作用。反对者认为，屠呦呦夸大了自己在“523”项目中的作用。

　　对于这些争议声，曾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的饶毅在其一篇名为《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的文章中给出了比较中肯的观点。虽然对于青蒿素的归属问题争议不断，但有三点毋庸置疑：首先，屠呦呦提出用乙醚提取，对于发现青蒿的抗疟作用和进一步研究青蒿都很关键；其次，具体分离纯化青蒿素的钟裕容，是屠呦呦研究小组的成员；此外，其他提取到青蒿素的小组是在会议上得知屠呦呦小组发现青蒿粗提物高效抗疟作用以后进行的，获得纯化分子也晚于钟裕容。

　　人民日报：屠呦呦一人获奖不公平吗

　　拉斯克评奖委员会之所以把奖杯颁给屠呦呦，所依据的是三个“第一”：第一个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取出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素，第一个做了临床实验。

　　以“第一”论英雄，也是其他国际科学奖项所遵循的共同原则。在历届诺贝尔科学奖中，就不乏这样的例子：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提出“测定生物大分子质量原始思想”的日本科学家田中耕一，比他晚一两个月发明更有效的测定方法的德国化学家米夏埃尔?卡拉斯和弗伦茨?希伦坎普只好望洋兴叹；20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首次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两位法国科学家西诺西和蒙塔尼，另一位为“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做出重大贡献的美国科学家盖洛则名落孙山；2009年诺贝尔物理奖，颁给了光纤通信的发明者高锟，而不是后来突破光纤工艺、实现产业化的美国康宁公司与日本仙台大学的学者……

　　以“第一”论英雄，并不是推崇“个人主义”、否定其他参与者的功劳，而是旨在强调第一发现者在科学研究中独一无二的贡献。在探索未知世界的茫茫黑夜中，是第一个发现者或发明人开启了希望的大门，为后来者找到了通往成功的路径，其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试想，在青蒿素研究中如果不是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的提取方法，之后的结构测定和药物改良就无从谈起，“东方神药”不知何时才能诞生。

　　科学研究不是“记工分式”的简单劳动，而是不折不扣的智力冒险。只有尊重“第一”、崇尚“首创”，才能激发更多的勇者不畏艰难，向着光辉的顶点执着攀登。如果在科技奖励中采取“人人有份”的平均主义，不仅不公，而且有害：这样做不仅消解了第一发现者或发明人的价值，也会打击他们的创新积极性，阻碍重大原创成果的产生。

　　编辑圈点

　　返璞归真，无论蜚语再多，屠呦呦的科学贡献都无法泯灭。最重要的是，这些药物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我们应该推崇他们的工作、肯定他们的成就。

　　目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已颁发了106次，其中有38次只有一位获奖者；12位女性获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为发现胰岛素的Frederick G. Banting，获奖时32岁，1932年诺奖得主；最年长的则是获奖时87岁的 Peyton Rous。

　　诺贝尔博物馆研究图书馆高级馆长加尔斯特让德教授在接收央视记者采访时谈到了对中国获科学诺贝尔奖的展望，他说：“中国在科学事业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近几十年，科学在中国持续发展，但是要获得诺贝尔奖，常常需要花费几个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