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也需要“匠人”：把科技做到至极至美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一个充满传统色彩的词汇——“工匠精神”的出现，让人觉得眼前一亮。诸多评论认为，精益求精、提高质量的核心内容，切中的是中国制造的要害。

　　在科技圈，人人都在争夺创新的标签，它既是评价一项科研成果，也是评价一个科技人才的重要标准。还有一些人，他们常年跟科学打交道，却不是圈子里的主角，因为他们所做的看上去大多是些重复性的技术工作。但正是有了他们，才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保障和服务，他们也是科技圈的“匠人”。

　　被冷落的“匠人”

　　孙英宝是中科院植物所的一名植物科学画师，在近20年里，他只做了一件事——创作“植物写真”。每当发现了植物新种，孙英宝都要为它绘制标准图像。这项工作要求绘画师准确地反映植株和器官的形态特征，精细到折磨人的地步，同时又要求很强的艺术性。

　　以他绘制巨花远志科学画为例，整棵植株的叶片的阴影、须根形态都精准逼真。植株旁还附有解剖结构图，花瓣的卷曲度、花托的结构、子房柱头形态等细节特征一目了然。

　　他说，科学家会告诉他这株植物在分类学上的特点是什么，这样的科学画作可以用于鉴定物种。有时候同一个属的植物只有细小的差别，仅凭照片是无法鉴定的。手绘图的最终定稿，也往往需要科学家与科学画家之间多次沟通、修正，才能得到科学性和观赏性俱佳的作品。

　　然而，这种比写实画更真实、比摄影照片更细致的科学手绘画却在快速衰落。当年，孙英宝参与编制的《中国植物志》是世界上最大型、种类最丰富的一部巨着，基于全国80余家科研教学单位用45年编撰完成，涵盖中国植物3万多种，荣获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那时，光植物所就有20多位画师。如今，全中国做科学手绘画的人也不过十来个。

　　像科学绘画师一样拥有匠人之手的还有动物标本制作师。从剥制、鞣制、模型、缝制……动物标本的制作需要完成数道步骤，完成这些步骤需要一个标本师拥有好几门技艺。在动物标本制作最重要的环节模型制作上，更需要标本师具有雕塑、设计等功底。

　　据了解，在我国，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一些大学的生物系都开设了动物标本制作的课程，但是在90年代因为费用及学科细化的原因而渐渐消失。新世纪之后，国家开始重视动物标本制作师的培养，在一些大学又相继恢复了动物标本制作课程。

　　即便如此，目前国内的动物标本制作师仍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整个中国的动物标本制作师，不超过100位，其中顶级的也就几十位。他们的作品占据了目前中国动物标本的90%以上。

　　呼唤技术人才的回归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尽管很多科研工作可以通过机器、计算机完成，但也仍然需要有人用他们的“工艺”为科学创新提供重要的保障和服务。

　　中科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周忠和介绍，这些人多数属于科研机构中的技术支撑部门。他们服务于科研小组、实验室或者仪器共享平台，进行设备的使用、维护、改进、功能开发，以及数据分析，每一项依赖于设备仪器的科研成果都离不开他们。而像中科院古脊椎所这类机构，支撑部门的岗位可能更为特殊，除仪器的维护使用以外，还涉及化石的采集、修复、制片、模型制作、三维和艺术复原等等。

　　“他们帮助科研人员做了很多工作，但工作的贡献却常常不被人看到。相比于科研岗和管理岗，他们的地位、待遇、晋升机会往往偏低。”周忠和说。

　　此外，对比科研人员的庞大队伍，技术支撑人员的配备也显得不足。据了解，美国劳工部统计显示，1990年在美国的实验室中，每个科学家平均就有1.5名技术人员与之一起工作。但是，根据《2011中国科学院人力资源年度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中科院每名科研人员平均对应的技术人员是0.4名。周忠和认为中科院的这一现状可能在我国普遍存在，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不过，他也指出，中科院系统内对于技术人才的引进、激励已经开始有所改进。例如，技术支撑岗位无论是工程技术系列还是实验系列人员也可以进行初级、中级、副高级、正高级的分级评定。

　　自2009年起，为激励高技能人才爱岗敬业、提高技能和传承技艺，形成一支技术精湛、服务优良的人才队伍，中科院每两年评选一次“中国科学院技术能手”，每次评选不超过10人。他们中有从事冰岩芯钻机研制及野外冰岩芯钻探工作冰钻师、海洋科考船队的工程师、精密仪器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技师，也有从事两栖爬行动物标本的采集和制作工作的标本制作师、植物科学绘画师、化石修理师。

　　2015年，中科院还开始全面实施“新百人计划”。调整后的项目设置，除了有学术帅才、青年俊才，还有技术英才，目的是要把引进培养科研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结合起来。

　　把科技做到“至极至美”

　　科技圈的“匠人”之所以一直处于较边缘的地位，是因为人们对工匠心存偏见，认为工匠所从事的劳动是重复性的，没有创造性可言。

　　但是，美国社会学家和思想家理查德·桑内特在他所着的《匠人》一书中指出，研究表明，技能水平越高的人越能发现问题，就像那个担心程序不妥的实验技术员，而技能处于初级阶段的人则更为关心如何完成他们的工作。达到较高境界以后，技术不再是一种机械性的活动，熟练地掌握技能的人会更完整地去感受和更深入地去思考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因此，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匠人要么能够更好地改进技术，或者有能力去创造一种新的技术。此时的技术与创造已经融为一体。在中科院院士欧阳钟灿看来，科技圈杰出的“匠人”代表，有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田中耕、2014年物理奖得主中村修二。他们一个开发出“鉴定生物巨量分子质量分析的脱付游离法”，一个发明了“高效蓝色发光二极管”。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当年他们作出这些重大的技术贡献时，都还是默默无闻的“屌丝”工程师。

　　跟他们有着同样信念的，还有将光学显微镜由微米带入纳米级尺度的埃里克·白茨格。他本是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但他却这样定义自己：我不是物理学家，不是化学家，也不是生物学家，我是工程师，光学工程师，为生物学家开发工具，帮助他们看到活体内的分子。

　　他们无一不在告诉我们，当“工匠出身”的人把技艺做到“至极至美”，他对科学和人类的贡献同样巨大。

　　欧阳钟灿认为，连传统的瑞典皇家科学院也不再拘泥于“理论”创新，一直以来“在技术开发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人无法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传闻都已经不攻自破，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重“理”轻“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