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顾科研成果创造与经营

　　 在数据密集型科学范式下，科研是数据驱动的科研，“数字化的数据本身成为科研的基础设施”，世界各国科研教育机构和图书馆都已将数字资源作为文献情报采集、存储、服务的主流形式。在这种背景下，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和长期有效利用，日益成为国际上关注的战略问题，但我国科学界对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并不充分。

　　（1）我国数字资源利用受到限制。

　　我国各大图书馆和科研机构主要通过购买国内外数据库资源提供服务，对数据库商掌控资源、操纵价格有切肤之痛，花费巨资往往仅能获得有限的权利。如爱思维尔公司的合同就不容许订阅客户“实质性或系统性复制、保留或再分发订阅产品”。合约到期后，已购买资源也不能免费再继续使用，更别说“永久保存”了。我国图书馆和科研机构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最终得到的是数字资源不完备的使用权，很多情况下仅仅是“远程访问权”，而使用费用却逐年增加，一旦停止订购，则无法继续使用。

　　（2）国家保存体系不健全。

　　数字遗产保存是全世界关注的紧迫问题，一切数字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都是以“长期保存”作为前提和基础的，不能做到长期保存就谈不上资源的安全。

　　我国科学与文化领域无论是国家层面的规划还是部委层面的规划，都绝少涉及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问题，缺少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计划和制度安排。国家保存体系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科技、外交各方面的问题，任重道远，亟待加强顶层设计，长远规划。

　　（3）工矿和中小企业难以获取数字资源。

　　面对国外数据库商因其垄断地位形成的垄断价格，我国科研和教育机构的文献采购经费越来越感到捉襟见肘，而工矿和中小企业则普遍缺少“享受”充分的数据库服务所需的资金。除受经济条件制约外，产业界和基层科技工作者还受到严重的语言困扰。我国虽然是科技论文产出大国，但由于绝大多数科研创新成果以英文形式发表在国外期刊上，使科技成果在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实现成果转化方面受到严重的障碍。

　　在数据驱动的科研范式下，我们必须在重视科研成果创造的同时，兼顾科研成果经营。

　　（1）提高我国期刊影响力，厚植科研大数据基础。

　　优秀科技期刊除了在传播科技成果方面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之外，在吸引和聚集数字资源方面也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当今社会，谁掌握优秀期刊，谁就掌握着它源源不断地产生的科研数据；谁掌握优秀期刊群，谁就有可能掌握科技大数据；谁掌握科技大数据，谁就掌握了第四种范式下的科研主动权。爱思维尔公司通过旗下2500种期刊，已经集聚了6500万篇研究论文，仅2016年，它就发表了42万篇论文，但它收到的全球投稿有150万篇，这些都成为它掌握的资源。爱思维尔通过自有资源和全球合作资源成为第四种范式下科研工作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同时也就成了科研工作一个强大的制约条件。我们急需通过完善制度设计，提升期刊经营能力来提高优秀论文的吸引力，把更多的优秀论文留在国内，形成中国特色的资源优势。手握有力筹码更有利于我们去争取全球科技资源的合作共享。

　　（2）以我为主建立学术评价体系。

　　由于我国80%以上的优秀科研论文发表在外国期刊上，因此，在各类科研考核、评奖、基金审批、学术职位选拔等方面需要评判学术水平时，不得不主要考察英文期刊和英文文章，需借助国外的评价体系（如SCI、CiteScore、Altmetrics等）来确定期刊和论文的等次。学术评价假手他人的结果是形成了非常明显的马太效应，加重优秀论文外流，加重科研价值观的偏差。评价体系是一个有效的指挥棒，它关系到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建成科技强国的根本性问题，应该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加以重视，需要按照科研工作的国家需要建立自己的科研价值观，建立具有中国特色、有利于促进我国科技创新和科技强国战略，有利于我们应对国际竞争、有利于促进中国科学持续发展、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有利于优质资源集聚的评价体系，让评价体系与我国科技发展、科技期刊发展、数据话语权和数字资源安全形成相辅相成、正向互动的关系，让科研成果为我所有、为我所用。

　　（3）提升科研成果的经营能力，发挥数字资源效能。

　　论文层面的数字资源还仅仅是“原材料”，所谓“资源经营”是指获取海量“原材料”并对其进行组织加工，形成结构化、智能化、可视化的数据分析、关系揭示、策略依据、路径引导，使大数据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研究视野、研究模式、研究方法、研究过程发挥巨大作用，从而影响到科研过程、科研组织方式，引导所谓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

　　在生产数据、采集数据、保存数据、处理数据、分析数据、运用数据（形成方案、结果、方法），再生产新的数据，这种新的科研创新工作流程中，我国仅在生产数据环节具备一定的优势，其他环节都存在明显不足。采集数据、保存数据环节受到国外垄断出版商的制约；处理数据、分析数据、运用数据则受到期刊出版与知识服务平台，以及数字决策工具不足等的制约。事实上，数据力量和平台工具力量互为前提和因果，不可偏废。

　　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在国家层面上说，科研成果创造与科研成果经营已经变得密不可分，需要统筹兼顾。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虽然日益加大科研投入，但学术成果经营主要交由市场，而这个市场事实上是一个受到高度制约的市场，在行业集中度的形成、出版资源配置、经营决策权力、企业制度、资金使用等方面都受到种种约束，难以形成重量级的市场竞争主体。在未来5到10年间，我国还很难出现能与爱思维尔、斯普林格相抗衡的期刊出版单位。

　　我国科技期刊作为科研成果经营的一个重要环节，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我国的科研工作。科技期刊落后的深层原因是数字资源经营的国家力量缺位和市场竞争主体成长乏力。需要把期刊经营提升到事关国家数字资源安全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高度进行规划，发挥国家和企业两个积极性，在思想意识上高度重视、组织管理上加速改革、资金投入上重点保障，抓住评价体系、科研价值观回归、国家保存体系建设、市场主体培养、成果发布平台建设、数字决策工具开发等重大问题，尽快提高我国学术评价的话语权，保障数字资源安全，消除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潜在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