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道路

安托万·博奎特

 

戴维·施温班克斯

 
李党生

　　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不久前发布了2010年度的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中国科技期刊《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影响因子已经攀升到9.417，成为中国乃至亚太地区影响力最大的科技期刊之一。

　　这一成就的背后，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细胞研究》与世界科技期刊出版巨头——自然杂志出版集团（NPG）从2005年开始起步的合作。对于双方而言，这都是一个具有转折点意义的合作：NPG找到了一个优秀的、极具发展潜力的合作伙伴；《细胞研究》则从此驶入跨越式发展的快车道，影响因子从起初的2.102跃升至如今的9.417。

　　作为科技期刊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自然出版集团亚太区总裁戴维·施温班克斯、自然出版集团亚太区副总裁安托万·博奎特以及《细胞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李党生近日接受业内媒体采访时，探讨了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道路。以下是访谈节选。

　　对中国科技期刊来讲，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升级，而不是如何做“大”。不要试图成为一本内容很泛的“大”期刊，而要力图成为小而精的期刊，在细分领域形成很强的影响力。对科技期刊来说，影响因子达到3分，是一个分水岭，超过这个数字就能吸引更优秀的研究论文。《细胞研究》的策略就是在全球吸引一些重要科学家来发表高质量的文章，让影响因子迅速提升。

　　在编辑理念方面，一本期刊要成为优秀期刊，编辑的眼光非常重要。在西方，科技期刊编辑选择文章时最看重的是文章质量，它有哪些创新的地方。而在中国，可能最看重的是作者个人，比如一些学术泰斗。中国的编辑在拒绝著名科学家的质量不够的文章时，我觉得有时还显得不够勇敢。现在，《细胞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在转变，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筛选标准，影响因子也在快速提高。其他中国科技期刊的编辑在选择文章时，应该更自信一些。

　　就像博奎特所说的，一本优秀的科技期刊应该有勇气拒绝权威，只看论文水平。《自然》旗下的期刊都致力于刊发最优秀的研究成果，不管作出成果的科学家来自哪里，他们姓谁名谁。我们从不害怕得罪权威，如果我们认为他们的论文算不上出类拔萃，不足以刊登在《自然》及下属刊物上的话，我们就会拒绝他们的稿子。

　　当然，我们有时也会犯错，被拒的成果后来赢得了诺贝尔奖。其中一个例子与198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哈姆特·米歇尔有关，当年他对光合反应中心的研究论文被《自然》拒收，但这篇文章发表到其他杂志后，却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奖。不过，哈姆特·米歇尔在论文被拒后，非常大度地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并且在向其他杂志投稿之前，还根据这些意见，对论文作了一些修改。

　　最关键的是，一本杂志要有勇气和信心来保证编辑意见的独立性，在作决定时不受作者名气、编委会的影响。审稿人只能对文章本身提出意见。《自然》下属期刊都没有编委会，一篇文章最终是被接收还是拒绝，决定权都在我们那些非常专业的编辑手上。这些年轻的、才华横溢的编辑是《自然》所有期刊的关键力量。

　　我认为国内科技期刊与国外优秀科技期刊的差距，主要体现在文章的学术水平及期刊的学术影响力这两方面。这两方面又是相辅相成的，文章的学术水平低，必然导致期刊学术影响力弱，反之亦然。

　　制约国内科技期刊发展的因素很多，主要还是在于人和体制这两方面。缺乏优秀的编辑人才导致国内科技期刊长期处于“潜伏”状态，而体制的制约更使得优秀人才不愿意从事编辑职业。科技期刊在国内长期被置于科研附属行业的位置，不太受重视，支持力度和科研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拥有深厚学术背景的科研人员基本不愿意从事编辑行业，这造成了国内很少有科学编辑，对于期刊学术水平的提高很不利。

　　这几年，《细胞研究》和自然出版集团的合作是一个成功案例，相信我们的经验对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能提供一些借鉴。我们认为，期刊发展的关键是头脑冷静、定位明确。同国际知名科技期刊出版商合作，对于国内的学术期刊而言，就如同插上了一对隐形的翅膀，可以提高论文的传播效力，扩大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增加海外销售等。

　　但是，不要简单地认为，国际合作能够拯救中国科技期刊，文章的学术水平还得靠自己努力。只有当中国的科研实力进一步加强，中国科学家取得更多创新性成果，中国科技期刊的水平才可能水涨船高，出现更多的名刊，才会有更多的中国科技期刊走向世界。

　　（本文由《环球科学》杂志社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