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纪远：西部绿色发展模式求解

　　“下一个十年，西部如何发展，采取什么模式发展，确实面临新挑战。比如，在承接区域产业转移方面，不能把东部的‘两高一资’，即高污染、高能耗、资源消耗性产业，简单地吸收过来。”

　　近日，在去青海、四川的调研途中，作为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中国西部环境与发展战略及政策研究项目组的中方执行组长，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研究员刘纪远对《科学时报》作上述表示。

　　据刘纪远介绍，该项目启动时，环保部即向项目组提出了此次研究的核心问题：西部有没有绿色发展机会?如何发展?模式何在?

　　“大家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就看能不能刻画出新的路线图。”刘纪远说。

　　西部面临严峻的生态形势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是负相关的关系，这在西部地区表现得非常明显。”该项目协调员、地理资源所研究员邓祥征表示。

　　自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增长，人均GDP与全国平均GDP的比值有所上升，人均地方财政支出明显增加。但西部地区的废水、废气和废物的排放量，特别是废物排放量，已占到全国排放总量的一半以上，排放比例在2002年短暂下降后，又出现抬升趋势。

　　加之西部大都属于生态脆弱区，在西部经济的后续发展中，该地区将面临更为严峻的生态形势。

　　刘纪远介绍说，在“十二五”环境总体思路中，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和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的新要求。而新一轮西部开发的战略要点也明确了绿色发展的总体思路与制度安排，要求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机融合。

　　项目组外方组长Robyn Kruk女士为澳大利亚环境部原秘书长，曾主导澳大利亚绿色发展政策的制定。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即使同为西部区域，不同地方也不能照搬一个模式，应因地制宜”。

　　中国西部环境与发展战略及政策研究项目于2011年8月正式启动。此次调研只是该项目工作的一部分。按照规划日程，2012年6月，项目组要提交初步成果文本，在2012年11月的国合会每年例会上，将向国合会中方主席——国务院领导及其他有关部委的主要负责人汇报。

　　来自地方的经验和呼吁

　　早在2006年，青海省政府就开始取消对三江源地区的GDP考核，这一做法得到了项目组的肯定。

　　牺牲一定发展速度，把保护生态作为重要责任，也是“绿色发展”的题中之义。

　　青海省环保厅生态环境保护研究指导中心主任田俊量介绍，该厅新成立了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将更有助于对环境保护成效的监测和考量。

　　针对成都的空气污染防治，四川省环保厅污染防治处副处长杨蓉呼吁：“奥运会等活动的举办，有限地推动了北京等几个城市在空气污染防治方面的相关工作，但国务院层面没有出台任何法律、法规来约束其他城市，希望尽快出台机动车管理等政策，否则大多数地方的空气污染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在四川长虹公司的调查中，记者看到了该公司在节能减排方面的很多努力，如充分考虑产品零部件的通用性、可回收性，减少生产过程的有害物质排放等。最近，在国家项目支持下，长虹公司又针对废旧家电关键零部件的回收处理，进行技术和设备研发。

　　“什么样的支持最有效?政策!”长虹集团副总裁郑光清表示。

　　2010年6月，该公司在成都注册公司，着力于旧家电的回收利用。郑光清建议，政府除提供必要的银行贷款外，对这类企业还应该给予免税支持。

　　四川绵阳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林新则提出，对环保类产业，中央政府应该设立环保产业发展基金予以支持。“现在对高新技术和外资企业有一些优惠政策，但对环保产业，中央缺乏专门的区别于其他产业的特殊优惠政策。”林新说。

　　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用节能降耗举措，一年节能约一千万元，但最终公司获得的奖励只有40万元。该公司一位高管认为，应加大节能奖励力度，以更大程度地提升大家的节能积极性。

　　在绵阳有不少优势工业企业，谈到对西部其他地区的借鉴意义，林新认为，不管在中国还是一些发达国家，不是每个地方都要发展工业，有些地方更适合发展农业或者旅游业。

　　Stein Hansen是来自挪威的经济学家，他对此表示：“一些地方的发展之所以表现得成功，是在合适的地方推行一些好的模式，也得到好的执行，但如果向其他地方推广，则要视具体的环境和条件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