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医学期待更给力支持

　　当前，世界上新传染病不断涌现，原来已控制或消灭的传染病间或死灰复燃；不良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又导致各种慢性疾病持续增加。我国人口众多，与发达国家相比，医疗卫生保健措施尚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需求，尤其是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认识和现场应急处理能力均显不足，这都给预防医学带来新挑战。

　　20多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围绕我国预防医学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基础科学问题开展相关研究，在某些领域形成了基础研究队伍和研究特色，成为科学基金促进薄弱学科发展的典型案例。

　　“这个领域（预防医学）圈子大、范围广，但真正搞研究的人不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科学部六处处长张作文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2010年之前，医学科学部尚未从生命科学部独立出来时，预防医学领域每年获资助的项目占基金委总资助盘子的6%左右。近两年科学基金体量增长较快，不过预防医学领域占比变化不大。

　　“预防医学一直是个薄弱学科，也是医学科学部资助第二少的领域。”张作文说，“就拿申请量最大的今年来说，也不过一千八九百项的样子。”

　　预防医学是从医学中分化出来的一个独立的学科群。它以人类群体为研究对象，应用生物医学、环境医学和社会医学的理论，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疾病发生和分布规律以及影响健康的各种因素，制定预防措施和对策，达到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和提高生命质量的目的。

　　预防医学包括20多个分支学科,该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主要是围绕着环境与健康、劳动环境与职业病、地方病、传染病、肿瘤、心脑血管疾病、营养相关性代谢性疾病、儿童少年卫生与妇幼保健、心理精神疾病等问题开展。其研究方向的变化调整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密切相关，因而也是牵涉面甚广的重要学科。

　　在预防医学研究中，运用现场观察、统计分析和实验研究的方法，研究疾病在人群中分布及影响分布的因素并采取相应措施，是控制疾病流行的有效手段。世界卫生组织也非常重视现场调查研究工作，已在全球近40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

　　但随着分子生物学理论和技术的发展及其在预防医学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人们往往过多地关注疾病现象的微观变化，而忽略宏观现场研究的作用。特别是SARS和禽流感等疾病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与控制，一方面充分显示出现场研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我国疾病预防控制特别是现场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使现场研究成为各方面资助的盲区。

　　张作文等人多次在相关学术刊物上撰文指出，热衷于实验室工作，忽视现场研究会成为预防医学研究的一个误区。

　　谈起预防医学存在的问题，目前正在美国访学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阮迪云通过电子邮件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我国目前预防医学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在部分领域，如毒理学的某些领域接近国际同行水平，但基础研究方面与国际水平还有不小差距。

　　“公共卫生问题，如环境与健康，少儿健康，职业病防治，传染病，地方病和多发疾病的预防，食品安全等方面的研究与国际水平也有距离。主要问题是研究深度不够及基础较差。”阮迪云说，“此外，政策法规及检查监督方面，可能差距更大一些。我国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亟待完善，人们的公共卫生习惯和意识，监督检查或执法人员水平有待提高。”

　　目前我国对该领域资助渠道少，也制约了预防医学研究的发展。预防为主一直是我国卫生防病工作的一个基本方针，改革开放前，国家就有专项经费用于各级防疫队伍开展相关工作，包括开展基础研究。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引入了竞争机制，现场工作的难度加大。在疾病控制方面，国家尚有各种专项经费用于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相关基础研究方面，科学基金几乎成了现场与人群研究工作者唯一的经费来源。

　　“毫无疑问，科学基金是资助预防医学基础研究的主渠道。”张作文说，“预防医学领域地方经费不多，另一些机构，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精力主要在疾病防控上。”

　　尽管SARS流行之后，我国加大了对预防医学研究领域的投入，但资助力度和规模与国外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资助力度小，就难以开展高质量的现场研究，这会加大我国现场研究与国际水平的差距。

　　山西大学教授孟紫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预防医学涉及的问题直接关系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要加大这方面知识的普及力度。

　　“我认为应当在小学三年级起，开设环境与健康方面的通俗常识课程，一直把这个普及医学和环境保护的课程开设到大学，不管从事什么专业，都应当具备这方面的基础知识。”孟紫强近日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预防学科看起来是应用学科，但基础研究很重要，如毒理学研究，病毒及传染病的基础研究，一些标准和政策的制定都是以基础研究为根据的。”阮迪云说。

　　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宫鹏长期从事传染病流行和地理环境因素关系的研究，谈到科学基金对预防医学的作用，宫鹏认为，我国环境、生活方式和人群遗传背景与欧美有较大差异，制订健康相关标准和防治对策时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数据和研究成果。

　　“我国关于传染病流行与地理环境因素关系的研究比较薄弱，有大量中国特色的基础问题需要研究探索。而科学基金鼓励自由探索的特点能够起到吸引更多科研工作者发展这一学科的重要作用，应当成为资助此类研究的主渠道。”宫鹏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成立以来对我国预防医学学科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预防医学的基础研究方面,使这个学科发展迅速。”阮迪云说，“原来这方面研究基础很弱，在医学院校中也是最弱的学科，很多综合性大学都没有这方面研究。”

　　孟紫强也认为：“科学基金的申请评审机制为新的预防医学理论和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竞争机制。”

　　2005年之后，在SARS肆虐的背景下，科学基金对现场研究工作的投入明显加大。当年预防医学学科启动了该领域首个800万元的重大项目——“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研究传染病时空传播与流行规律”。

　　从2008年起，生命科学部在专家咨询委员会多次论证的基础上，对预防医学中的现场和人群研究给予了倾斜资助。医学科学部成立之后，对预防医学又给予了特别的支持，当年增加面上项目资助指标22项，全部用于现场和人群研究。

　　从基金委的公开数据看，目前在现场和人群研究方面，尚无创新研究群体和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在我国现行的卫生科技体制下，卫生部是我国卫生防病政策的制定者，不从事具体的科研工作，也不组织科学研究的实施。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这些政策的具体执行者，而其中的科研人员和医学院校（所）的科研人员是预防医学基础研究的主力。科技部应在预防医学研究领域，围绕国家防病重大需求，设立重大专项，但不设自由探索课题，不考虑人才培养。

　　因此，资助自由探索，稳定该学科科研队伍，培养青年人才，促进边远地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就成为科学基金的肩上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