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化医学或破乙肝药研发瓶颈

　　“对乙型肝炎(HBV)的治疗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突破性进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研究中心主任贾继东教授在近日举行的2013清华-杨森公共健康日论坛上指出：“现有药物治疗可以做到有效抑制病毒、控制病情、延缓病毒复制，但是大多不能清除病毒。”

　　据记者了解，国际公认的乙肝治疗药物主要有干扰素类、核苷(酸)类似物两种。目前，药物的研发方向仍以克服核苷(酸)类似物的耐药性和增强种疗效为主。彻底治愈乙肝，对绝大多数患者来说是不可能的，乙肝治疗现状还不能满足医患双方的需求。

　　与会专家提出，对抗乙肝病毒的药物应答率的高低，涉及的因素应该包括宿主和病毒两个方面。机体的免疫状态可能是决定药物疗效的因素之一，今后需要做更多的努力，尤其要大力开展病毒与机体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缪晓辉教授在其研究报告中还指出，HBV抗病毒药物除了本身疗效的有限性，还面临可选择药物种类太少的棘手问题。

　　贾继东向记者介绍，目前国内乙肝药物研发领域的研究很多。“但真正经严格的临床试验证明有效，并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原创性抗乙肝病毒药物还没有。”贾继东坦言：“虽然很不幸，但这是现实。”

　　其实，在乙肝药物研发方面，全球都存在一些“瓶颈”。西安杨森公司副总裁、发现及早期发展部负责人堪尼·赛门认为，临床科学数据的缺失、基础生物等方面的证据支撑薄弱，导致全球乙肝药物的研发进展受阻。

　　西安杨森中国研发和科学事务副总裁赵大尧、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医学院常务副院长施一公认为，国内的研发困局还受到审批流程的限制。呼吁政府在乙肝药物的审批上有一些政策倾向，尽快把真正对病人有用的药物带给患者。

　　干扰素和抗病毒药研发

　　1980年，Nagata等报告从人白细胞中成功克隆出人α-干扰素基因。干扰素对HBV感染具有确切的治疗作用，但是干扰素的副作用也比较明显，限制了它的适应症和患者的依从性。记者从《中华医学杂志》了解到，直至聚乙二醇化干扰素的研制成功，才带来慢性乙型肝炎治疗史上的重要突破。

　　2005年2月，欧盟委员会批准了瑞士罗氏公司研发的聚乙二醇化干扰素(派罗欣)。聚乙二醇化干扰素的持久应答效果比α-干扰素提高了10%左右;临床研究还证明，它对普通α-干扰素治疗无效的患者有效。

　　核苷(酸)类似物的发现，实现了人类与HBV第一次“正面交锋”。

　　1998年美国FDA批准拉米夫定(贺普丁，葛兰素史克购买了ZL权)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纳入新的适应症，自1999年在我国上市以来，已经有超过100万的患者经贺普丁治疗。

　　拉米夫定的主要特点是抑制HBV复制的能力强、完全应答率比较高。但是，该药被认为可以诱发HBV YMDD变异，产生临床耐药，以及停药后有可能加重病情，迄今无法确定疗程等缺陷。

　　此后，葛兰素史克公司的另一乙肝药物——阿德福韦(贺维力)于2002年得到美国FDA批准用于治疗慢性乙肝，2005年下半年在中国上市。

　　该药的最大特点是对拉米夫定耐药的患者有效，可以作为既往使用拉米夫定后发生临床耐药的替代药物。但是该药抑制病毒复制的作用比拉米夫定弱，用药后发生病毒学应答的速度慢。

　　2005年FDA批准由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研发的恩替卡韦(博路定)用于治疗慢性乙型肝炎，同年11月也在中国上市。恩替卡韦对HBV的抑制作用很强，优于现已上市的所有核苷(酸)类似物;对拉米夫定耐药的病例使用一年后仅1%、二年后仅9%发生耐药，而且无需与拉米夫定重叠用药。

　　恩替卡韦尚未发现明显和严重的毒副反应。但该药价格较高，不能适应大多数国人的经济承受能力。

　　从转化医学寻研发出口

　　作为公认的抗乙肝病毒治疗有效的药物——干扰素类和核苷(酸)类似物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业内专家认为，要取得乙肝治疗的重大突破，需要改变以往的基础研究思路，特别要重视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之间的转化。

　　一位出席论坛的专家指出，把乙肝病毒、乙肝病毒感染者和抗病毒药物三者联系起来，加强基础研究和临床的结合和转化，才是今后最基本的指导原则。

　　赵大尧指出，与上世纪的科学发明不同，当代社会需要更多的系统化和社会合作。科研人员的发现和灵感如果找不到一个工业化的强大系统去支持，那么很多基础研究的结晶很可能瞬间流失。包括“端到端”的研发模式以及转化医学的理念都是系统化工业模式理念的核心体现。

　　施一公从“重视应用”的角度向记者解释，其实中国现有的研发土壤更有机会找到乙肝药物研发的突破口。

　　“中国政府对‘产学研’结合的模式更为重视。”施一公说：“从事不同专业的研究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通过优势互补、相互协作、相互促进，更有望不断提高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及其相关肝病的治疗效果，并有可能寻求到一个或几个突破口，最终征服慢性乙型肝炎。”

　　施一公强调：“科技部等部委以各种方式，鼓励科研人员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相比国外，中国在研发上的政策条件是更有优势的。尽管中国的基础薄弱一些，但是通过与国外的合作，例如建立‘清华-杨森传染病联合研究中心’等平台，更有利于将此领域的基础研究成功付诸实际应用。”

　　赵大尧同时指出：“中国乙肝患者的临床数据庞大，如果政府在临床报批环节上给予更多支持，相信也能给科研机构更多的研发动力，冲破乙肝治疗药物研发‘瓶颈’。”

　　与上世纪的科学发明不同，当代社会需要更多的系统化和社会合作。科研人员的发现和灵感如果找不到一个工业化的强大系统去支持，那么很多基础研究的结晶很可能瞬间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