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会诊大气污染治理三平衡考验环首都圈治霾

　　10月6日，华北多地遭遇雾霾天气。这是京沪高速公路电子屏幕提示京津高速部分路段受大雾影响封闭。新华社发

　　“蓝天白云”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人们的期待。

　　环保部10月22日发布公告显示，第三季度京津冀地区空气超标天数超六成，包括我省石家庄、保定等在内的多座城市皆被霾所扰，引发公众对空气质量的密切关注。

　　“雾霾来袭，任何一个地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当务之急是为治霾梳理出可操作的行动方向。”10月17日，由中国科协主办、省科协承办的京津冀晋蒙环首都区域生态建设座谈会在石家庄举行，来自五地的60余位专家院士研讨会诊，为探索京津冀地区空气污染治理的可行之路出谋划策。

　　企业搬迁能否一搬了之？

　　政策扶持技术支撑，治污需平衡一地污染控制与区域整体改善

　　“对于雾霾的形成，污染物排放应放在第一位。”河北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郭斌认为，不管污染物是怎么来的，污染物的产生才是最重要因素。

　　根据2012年环保部环境公告，我省大气污染排放量形势严峻，其中，烟粉尘排放近140万吨，位列第一；二氧化硫140万吨，排在第二位。为了根除污染源，我省近期频下重拳，其中石家庄市要求年底前启动市区内11家企业搬迁，完成1家企业搬迁，到2017年分年度搬迁市区企业18家。

　　“痛下决心搬迁污染企业的拔根之举让人拍手称快，但是企业搬迁要特别注意不能一搬了之，必须树立大环境理念。”郭斌表示，企业搬迁要警惕把污染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甚至有些企业还会在搬迁过程中扩大生产规模，这样排放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

　　对此，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世秋表示认同。“在治理污染源时，一定要考虑到，有些措施在局地改善的同时，有可能是以污染迁移作为代价的。”她认为，要考量一地的污染控制是否能带来区域的整体改善，必须实现二者的平衡。

　　“搬迁企业异地新建的同时，应建立相应的严格的环保达标标准。”郭斌建议，比如禁止新建大型燃煤项目，燃煤锅炉逐步由清洁能源替代，限制高耗能行业的生产规模，严格控制煤炭消费量。加强对搬迁后的燃煤电厂、工业锅炉、水泥企业等高污染行业的监管及其脱硫、除尘设施的升级改造等。

　　郭斌举例说，像华药等由于异味较大需要搬迁出市区的企业，在异地新建项目时，就必须对这些企业实行严格的有机废气及异味排放控制标准，并对这些企业进行摸底建档，开展医药化工集聚区相关指标的自动监测工作，严格执行工业园区规划和防护距离要求，严禁在工业园区内或防护距离内建设居民住宅和敏感建筑。

　　企业搬迁离不开生产工艺的升级改造。“在给予企业搬迁政策支持的基础上，应当对企业技术升级予以大力支持。”郭斌建议，要科学使用环保基金，在急需解决的环境治理技术、有待开发和升级的装备等方面，优先对涉及国计民生的企业和重污染企业加以倾斜。

　　据介绍，目前我省已在这方面有所举动，《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科技工程(2013-2017)实施方案》下月起即将实施，将进一步在开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清洁生产和节能技术、燃煤锅炉与工业窑炉大气污染物控制技术等方面加大力度，为实现我省大气污染防治提供科技支撑。

　　工业布局如何避免新源污染？

　　气候条件经济要素，布局需平衡市场效益与环境承载力

　　合理布局，实现分区建设，工业区的本意是更为有力地实现节能环保。但是，多位专家对“新的工业布局会否带来新源污染”产生深深忧虑。

　　“要根据地形和天气气候等影响因素，来考虑优化能源结构和工业布局，实现区域环境治理。”世界气象组织大气环境、国际现场观测协调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徐祥德这一论断一出，立即引来多位专家关注。

　　“以往工业布局时，更多考虑交通、市场、劳动力等因素，很少考虑气象问题。”徐祥德认为此种经济考量无可厚非，“但是作为环保硬约束的京津冀区域，在布局工业时，就必须要加上气候条件这一指标。”

　　对正在蓬勃兴起的渤海湾建设，徐祥德特别提醒，要注意充分考虑地方性环流因素，对污染物扩散能力进行统计估算，在此基础上进行工业布局。

　　那么，新形势下工业布局需要做哪些新功课呢？徐祥德建议，布局之前，要对污染源进行评估和预算。通过在渤海湾地区设置一些观测点，就可以了解到当地工业区排放的污染源有什么、会影响哪些区域、影响作用有多大等。

　　“通过观察和分析资料，就可以对整体地区的污染源做到心中有数，从大气、化学等多个学科共同结合来考虑污染源的影响。”他认为如此可以更全面地优化工业区布局，实现合理、经济的调控。

　　郭斌则建议，要充分发挥新建项目环评在布局中的“调节器”、“控制阀”作用，从项目落地源头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工业项目，优化我省第二产业内部结构。

　　“工业区建好以后，在防治污染上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徐祥德认为，虽然污染物排放在工业区布局之前已经有所考虑，但由于不同天气条件、过程和季节都会对污染物排放有影响，还需要通过密切监测，削减这些因素带来的污染影响。

　　“比如可以预先对每个月、每个季节污染源的影响进行测算，如果某个季节易导致污染扩大，就可以在这个季节到来之前对污染源工业进行适当控制。”徐祥德表示，通过长期多层次的监测分析，增加对污染源与形成污染之间关系的认识，积累相关数据，可以有针对性地加以调控。

　　区域合作怎样高效多赢？

　　补偿机制环境基金，合作需平衡环境治理付出与区域利益回报

　　“环境污染往往一污染就是一片，不能光治理北京，河北、天津都不管，那样风一刮，污染物就过来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任阵海认为，一地的污染治理成果，往往会被周边地区污染产业的不断增长所抵消，因此治理大气污染要进行区域合作。

　　张世秋曾做过这样一项统计：以控制臭氧为例，假如仅仅通过北京本地区的努力，来实现臭氧浓度降低到196.7ug/m3(国家二级臭氧浓度标准为200ug/m3)，达标成本大概为20.46亿元，而如果与河北、天津携手，达标成本仅为5.72亿元，相差近3倍。“这表明，区域合作能通过确立一个双赢的方案，降低合作方的污染控制成本。”

　　然而，区域受益是个整体，各自承担的责任却并不相同。河北在京津冀区域空气治理中无疑压力最大、任务最重。刚刚公布的《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已拟定50条治理措施。其中，压减燃煤消耗4000万吨、到2017年钢铁产能削减6000万吨等，都是极大的挑战。

　　巨大的治理任务意味着巨大的成本投入和经济付出。专家们认为，如何让治污付出能在区域受益中有所回报，是激励区域合作的关键。

　　“要按照责任共担、权责对应、利益共享、协商统筹的原则推进区域协作。”张世秋建议，在整个区域间构建补偿机制和共同环境资金，建立一个良性的利益协调机制，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方向。

　　张世秋解释说，所说的补偿机制，是指如果一个地区想过早地进入到一个更好的空气质量，并需要其他地区给自己一定支持的话，那么就可以通过补偿机制，在对环境收益和补偿标准进行衡量的前提下，对欠发达地区给予适当的经济和技术补偿。再加上我们传统的“谁污染谁支付”的原则，可以促进公平与效率的均衡。

　　“以臭氧控制为例，北京地区是最大的获益者，总健康效益可达440亿元。但对河北而言，更关注的却是PM2.5等其他污染问题。”张世秋说，这时，如果北京想要通过京津冀区域联合治理臭氧，就可以对河北、天津给予一定的资金或技术支持。

　　“这种合作机制下，各方治理污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会被激发，更愿意加入到合作框架中来。”张世秋认为，成本投入更大的地区得到一定经济补偿，区域内同时获得了更好的空气质量，从而实现各方多赢和利益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