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价改要啃能源、交通、环境等硬骨头

　　助推经济转型 关系全面改革

　　价改要啃“硬骨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价格改革的取向，无疑就是市场化。

　　“30多年来，我国价格改革先后经过了三个阶段”，对价格改革历程，中国价格协会会长王永治熟稔在心：

　　1979年到1991年，是改革计划价格体制阶段，其中，1979年—1984年“以调为主、以放为辅”，1985年之后变为“以放为主、以调为辅”，开始实行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

　　1992年之后，价格改革步入“快车道”，1992年至2000年的8年间，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制阶段，绝大部分双轨制商品的价格交由市场调节；

　　2001年至今，大规模、大面积、大幅度的“调”“放”基本结束，改革重点转为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调控体系，并对极少数重要商品服务价格进行调整。

　　从1992年到2001年7月，中央管理的定价项目从141种大幅压减至13种，分别是：重要的中央储备物资，国家专营的烟叶、食盐和民用爆破器材，部分化肥，部分重要药品，教材，天然气，中央直属及跨省水利工程供水，电力，军品，重要交通运输，邮政基本服务，电信基本业务，重要专业服务。

　　此后，中央储备物资、化肥、电信基本业务相继放开，时至今日，中央定价项目只剩下十大类。国家发改委表示，去年年底，我国已有95%以上的消费品、97%以上的生产资料实现了市场定价。“剩下的主要是一些影响面广、后续产业链长的基础性产品，或与民生紧密相关，或涉及垄断，利益关系复杂。”王永治说。

　　价改走过35年，剩下的都是“硬骨头”，而这些“硬骨头”牵制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目前在资金、土地、能源以及水、电、天然气等要素市场上，政府干预过多，导致价格不能反映市场供求与资源的稀缺程度，也导致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产业结构失衡，以及高污染、高能耗等问题。”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认为。

　　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王永治说，要利用价格改革带来的市场倒逼机制，促进垄断行业改革、税制改革、质量体系改革、环保体制机制改革等其他领域改革。

　　此外，把价格更多交由市场，也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减少政府对市场不必要干预的应有之义。

　　部分交给市场 部分完善机制

　　大部分价格将放开

　　新一轮价格改革，需在哪些方面重点发力？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表示，未来除重要的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和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实行政府定价外，其余价格都要逐步、有序地放开。王永治认为，“改革必然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成熟一项，推出一项。”眼下，新一轮改革的具体方案尚在酝酿，但专家和媒体各抒己见，都已在畅想大致方向。

　　——能源、交通、环境等价格形成机制需进一步完善。

　　“在煤、电、油、气等资源性产品领域，价格形成机制还不够合理，成为价格改革需要打破的‘最后壁垒’。”王永治说，逐步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状况和环境治理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是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方向。

　　——部分垄断行业价格需要改革。

　　近年来，电信三大运营商资费价格大幅下降。去年底，基础电信领域又开始向社会资本开放，虚拟运营商的加入让市场竞争更加充分。电信市场逐步发育成熟，为今年5月电信资费的全面放开奠定了基础。

　　同样，国家明确即将废除专营的食盐价格，也将迎来放开契机。有专家表示，食盐是可以竞争的领域，完全没必要专营；取消食盐专营，会增加消费者选择权，降低食盐价格。

　　——部分专业服务价格可以大幅放开。

　　今年上半年，我国先后放开了房地产咨询、专利代理、报关服务、自愿性产品认证、质量（环境）体系认证等11项服务价格，放开了除政府投资项目或委托服务以外的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工程勘察设计、招标代理、工程监理等4项服务价格。新一轮价格改革，也明确要放开与居民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绝大部分专业服务价格。“这些领域专业性很强，其价格调整不会影响普通居民的基本生活。”王永治说。

　　——探索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

　　今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全面取消棉花、大豆临时收储政策，政府不再干预市场价格，价格由市场决定，生产者按市场价格出售棉花、大豆。与此同时，对新疆棉花、东北和内蒙古的大豆实行目标价格补贴，当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国家根据差价给予生产者补贴。

　　推进要谨慎 监管要跟上

　　价改拒绝“休克疗法”

　　今年以来，相对稳定的物价水平为价格改革提供了空间，物价改革面临着难得的“窗口期”。王永治认为，若价格放开后，某些产品出现价格异常波动，我国也有足够的能力与财力平抑物价、保障低收入群体生活。

　　但是，价格改革关系国计民生，涉及千家万户，“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谨慎操作。王永治表示，价格过低，影响生产者积极性，使生产活力不足；价格过高，又会影响大众，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质量和水平。

　　“30多年来，党和政府对价格改革很重视，也很谨慎。在具体操作上，一直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唯恐由于决策不当引起社会不必要的波动。”提起价格改革的“敏感性”，王永治深有感触。他建议在推进节奏上，要采取渐进方式。“由于需要考虑宏观环境、社会承受力、可控程度等多种因素，价格改革不能采用一次性放开的‘休克疗法’。比如，在调整关系群众日常出行的地铁、公交价格时，可以向合理价格回归，但不能一步到位，必须分步走”；在推进步骤上，要听取各方诉求。“价格并非一般人就能简单判断出该高还是该低的问题，应该由有关各方反复协商。具体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哪些涨、哪些不涨要做具体分析，因为它专业性很强”。此外，在推进方式上，也要注重区分居民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非基本需求部分，需要反映供求关系；基本需求部分，在理顺价格的同时，应尽量保障居民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表示，对涉及百姓健康安全的药价和医疗服务改革，更要谨慎推行。李玲回忆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全面放开药价之后，造成价格猛涨，低价药、传统药换个剂量或者包装就坐地涨价，后来政府不得不重新收回定价权，“新一轮价格改革必须吸取这一教训”。此外，不少医院和医疗从业人员反映，医疗服务价格偏低，急需改革。李玲认为，解决这一矛盾，“调”会比“放”更有效，“老百姓看病更加看重疗效好坏，而非价格高低。国际上有个规律，医疗市场的竞争，越竞争就越贵，这一点跟一般市场竞争恰恰相反，需要认真对待。”

　　在我国价格改革的历程中，曾出现过几次物价飞涨的情况。因此，公众容易将价格改革与“涨价”联系起来。“这是很自然的，也表明了群众对价格的关心与重视。”王永治表示，价格改革绝不是简单的涨价或不涨价，“决定价格水平的是市场供求关系，而非改革。”他认为，尽管改革可能引起一些商品和服务价格的调整，但绝不会引起价格总水平的波动。

　　可以肯定的是，按照市场化方向推进新一轮价格改革后，政府定价的商品范围将进一步缩小。随之而来的，是政府如何完成角色转换的任务，即从定价者逐步转换为监管者。“放开政府定价只是第一步，监管本身也是改革，而且是难度更大的改革！”王永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