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德慈：新时期城市化畸形发展有违国情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中国城市化发展中酝酿着很多问题，我们缺乏全面的研究。”

　　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改革发展的问题，最后都要落到城市问题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孟兆祯：城市人口从几亿增加到2030年的几十亿人，城市化发展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

　　在中国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会的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的学术报告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邹德慈作了题为《新时期以来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及新问题》的学术报告，一时间引起在场院士的热议。

　　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但并没有真正变成市民；城镇化发展重数量不重质量；单一路径的城镇化带来贫富差距拉大……

　　城市建设急功近利和盲目攀比，重建设轻生活质量的提高；为建设掀起新一轮的“围地”热潮……

　　一系列问题伴随着近年来我国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建设高潮而出现，引起人们的关注。

　　邹德慈认为，建国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走过了60年的发展道路，但却是一个曲折的道路。

　　1949～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从10.6%提高到17.9%，年均仅提高0.25个百分点。其间，我国城镇化发展经历了1949～1958年的稳步上升时期、1959～1965年的大起大落时期，及1966～1978年的停滞不前时期。

　　自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6年，中国经济逐步发展的同时，中国城镇化率也逐步上升。1978～1996年，我国城镇化率从17.9%提高到30.5%，年均提高0.7个百分点，在此期间，我国城镇化发展呈现出逐步上升的态势。

　　而从1996年，我国城镇化则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1996～2008年，我国城镇化率也从30.5%提高到45.7%，年均提高1.27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从3.73亿增长到6.06亿。

　　邹德慈认为，1996年至今，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主要是受到国家社会经济大形势的影响。如2000年开始，“十五”规划明确提出我国城市发展方针，即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在我国城镇化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一定意义上“解放”了大城市的发展。

　　此外，20世纪以来的一些国家发展战略也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如1990年我国决定开发上海浦东，2006年开发天津滨海新区，本世纪以来又逐步推进内陆发展，如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2003年东北振兴，2006年中部崛起等，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城镇化的浪潮。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城镇化是继欧洲和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三次城镇化浪潮。

　　各个国家的城镇化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问题，中国也不例外。

　　邹德慈介绍，我国高速城镇化呈现出的首要特征是人口迁徙型，即农业人口转化成城镇人口。

　　我国城镇化的主要路径可以描述为：农民工流向大中城市——提供廉价劳动力——低价土地——产出低成本出口商品——创造GDP——增加城市人口——提高城市化率。

　　“这种‘低成本’的城镇化适应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缓解了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的矛盾和压力。”邹德慈说。

　　然而问题也随之产生。

　　首先，这种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也造成每年巨量的迁徙运输，如2009年我国春运就高达23亿人次，且每年以4.3%的速度在增长。

　　其次，我国的城镇化是不完全的城镇化。尽管我国每年约有1.4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但长居城市的不足10%，农民进入城镇并未真正变成市民。

　　此外，这种发展路径也造成本世纪以来我国城市人口增长速度高于中小城市，沿海高于内陆；贫富差距逐渐加大。根据200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基尼系数为0.47，超过了0.4的收入分配差距“警戒线”。

　　尽管如此，2020年以前我国城镇化仍会以较快速度发展。2009年，国务院批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规划纲要（2008-2020年）》等在内的11个区域发展规划；我国农村仍有7亿人口，还将产生约2.5亿到3亿的新富余劳动力；我国依赖内需拉动的新经济发展形式，这些都将对城镇化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邹德慈认为，我国应及早从国家层面采取措施推动我国城镇化走向健康发展。如从单路径转向多路径，重视发展中小城市，城镇化应从追求数量转向质量。此外还应积极采取措施让农民融入城市，转变为市民。

　　“这些措施实施起来不太容易，但如不及早制定和实施这些措施，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将难以为继，也将不可持续。”邹德慈说。

　　完善的市政设施、纵横交错的道路、优美的绿化环境……中国的城市早已今非昔比，各级城市的面貌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巨大变化。今天我国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中心城区，尤其是其重要地段的硬件设施，看上去都不逊色于发达国家。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我国城市化建设步伐也在不断加快，尤其是本世纪以来，我国出现了城市建设高潮。”邹德慈说。

　　我国城市化建设主要呈现两大突出特点。

　　一是大城市争相建设自己的“几大件”，如会展中心、大型体育中心、大剧院、文化中心、市政中心、大型超市、五星级酒店、高尔夫球场、豪华接待中心等。

　　邹德慈说，这些大型设施的需要性和积极作用不可否定，“它们是城市政府领导者和大多数居民乐于看到的，因此其数量之大和普及程度之快前所未有”。

　　然而，这些大型设施往往投资很大，有的运营收益较差，长期的维护费用和运营方法都存在问题。而许多城市在盲目建设各类“几大件”时，往往缺少周密的前期论证，建设上“不惜工本”、不重视经济效益，也忽略了长期维护和还贷问题。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曾有研究报告预计，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约7.2万亿元，预计2011年底将达到10万亿元左右。

　　此外，由于急功近利和互相攀比的思想，这类设施在决策和建成时限上往往很紧迫，在规划、设计、施工、管理上容易粗放或顾此失彼，或质量不理想。

　　更引人注目的是，我国城市生活质量与现代化建设程度并不成正比。根据美世公司2010年世界城市生活质量调查结果显示，生活质量排名最高的城市是奥地利维也纳，而中国只有两个城市入围世界生活质量的前220名——上海第98位，北京第114位。

　　“城市生活质量提高并不等于兴建大量的硬件设施。”邹德慈说。

　　邹德慈介绍了一个我国城市建设比较受欢迎的案例——上海外滩。据悉，改革开放前，上海外滩仅有1.6公里生活岸线，2010年上海黄浦江两岸将提供公共岸线约28.5公里。在2009年全国城市设计优秀奖的评选中（共400个送评项目），上海外滩获得了最高评分。

　　“原因很简单，上海外滩给人们提供了很好的休闲娱乐场所，它为人民群众所用，每个到外滩的人表情都很愉快。”邹德慈说，外滩的建设不仅仅为了提高城市形象。

　　我国城市化建设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是掀起新一轮的“围地”热潮。

　　邹德慈介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有过几次“围地”潮，包括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开发区”热、90年代的“大学城”热等。本世纪以来，新一轮的“城市新区”热往往打着“同城化”、“一体化”等口号圈土地，动辄几十、几百平方公里，有的甚至达到上千平方公里。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27个省市区规划建设的新区就高达748个，规划总面积27011平方公里，而2008年全国城镇建成面积才36295.3平方公里。

　　国土资源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有16个地市级“未报即用”违规用地案件高达36872宗、土地61万亩，其中45%是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