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人用上中国科学家研制的新药、好药

“我们将继续大力发扬浦东开发开放体现出来的拓荒精神、改革精神、敢为人先精神，为我国新药事业继续贡献力量，真正让中国人用上中国科学家研制的新药、好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药物所）原所长陈凯先曾如是说。而这也是他一生孜孜不倦的执着追求。

近日，上海市发布了《关于促进本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大力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这让身为上海市科协生物医药专业委员会主任的陈凯先十分欣慰。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研发新药，为我国生物医药领域崛起和上海科技发展奋楫争先，引领推动我国创新药物研发、新药研发技术平台体系建设……陈凯先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奋斗方向，奋战在创新药物科研第一线。

求学之路

1945年8月28日，一个男孩在重庆大学的校医院里出生。父亲为庆祝抗战胜利为其取名“凯先”。

17年后，陈凯先以优异成绩被复旦大学物理二系录取，但意外被分到放射化学专业。虽然是“误打误撞”进入的化学领域，但这决定了他一生的努力方向。

1978年，国家恢复中断了12年之久的研究生招生制度。陈凯先考入上海药物所，成为著名药物学家嵇汝运先生改革开放后招收的第一名研究生。

那时，嵇汝运先生敏锐地注意到，新药发现从随机筛选向理性设计转变是国际药学发展的新趋势。然而，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是由理论化学（量子化学）、计算机科学与分子生物学等学科催生的交叉领域，要进入这个新的科技前沿领域必须具备相关学科的知识。

于是，1978年秋，嵇汝运先生派陈凯先到吉林大学，在我国量子化学奠基人唐敖庆先生门下再次开启繁重的求学之路。

1988年，陈凯先刚获博士学位，又被选派赴法国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进行访问研究。在法期间，凭借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优异的研究成果，他获得该所颁发的1986年度尼纳·舒可伦奖，这是该奖项首次颁给中国学者。法方还提出了让陈凯先继续留任的邀请，陈凯先婉拒了这份好意。离法前，中国驻法大使馆教育处特请他为留学生作一次讲座，主题是谈谈他“如何经过艰难选择而毅然回国”，陈凯先当即实话实说：“其实并没有什么艰难选择，学成回国是再自然不过的想法。”

回国前，除了带回工作所需的大量技术资料和计算程序外，陈凯先还用省吃俭用存下来的钱，为上海药物所购买了一台计算机。回所后，他和课题组同事从零开始，一起搬运资料、安装设备、移植调试带回的软件，建立起基本的工作条件，开启了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的研究之路。

创新药物

长期以来，人类发现新药一直缺乏深入的理论指导，依赖于随机、盲目的实验筛选，这种方法效率低、成本高、风险大，成为新药研究的瓶颈。

“以前，我们是在偶然中寻找可能。在人类历史上，一些重要的药物大多是通过一些偶然机会发现的，比如青霉素的发现就是一个偶然。但是靠“碰运气”效率太低了。有时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筛选了成千上万种化合物，却可能一无所获，连一个比较理想的活性化合物都找不到。因此，我们必须探索理性药物设计的新路。” 说起创新药物研究，陈凯先眼中充满了光芒。

科学整体的发展和进步，为突破瓶颈带来了希望。20世纪60～70年代，理性的药物设计这一新兴领域前沿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药物构—效关系研究也从以前的定性推测水平提升到定量计算水平。

“科学的巨大进展让人类产生一个奇想：做衣服可以进行服装设计，盖房子可以进行建筑设计，药物研究为什么不可以进行药物设计？以前寻找新药，科学家象是拿一大把钥匙去开锁，一把一把去试；现在科学家开始研究锁的结构，为了打开这把锁去专门定制一把钥匙。”陈凯先解释道，量子力学和量子化学的发展，使得分子与分子的相互作用可以用理论计算方法去研究，並可以通过计算机来模拟，进而开展针对某个分子靶点的药物从头设计和高通量的“虚拟筛选”。

陈凯先深深认识到，上海药物所作为我国新药研究的国家队，率先开拓药物研究前沿技术，责无旁贷。在当时几近 “一穷二白”的条件下，陈凯先带领团队对药物设计方法和技术进行了系统研究和发展，他曾远赴偏远地区应用大型计算机开展研究，一干就是两三个月，废寝忘食地沉浸在繁复计算中，有一次甚至累得晕倒。

经过不懈努力，陈凯先和同事共同主编了《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原理、方法和应用》，成为我国该领域最早的学术专著。陈凯先先后发表300余篇论文，提出了对药物设计方法的一些重要改进与创新。这些著作，引导和培养了一大批该新型领域的青年科技人员。

东迁张江

1996年上海市政府和科技部等决定共建“张江国家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90年代末，上海市又进一步提出和实施“聚焦张江”战略。

当时，社会上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认识还未完全扭转，上海药物所位于闹中取静、科研氛围浓郁的岳阳路中科院沪区大院里，与有机所、生化所、细胞所、生理所、上医等兄弟单位比邻而居，对交流合作十分有利。因此，当上海药物所酝酿东迁张江的消息传开后，部分职工心怀忧虑，列举了搬迁张江的种种不便。有一位兄弟单位的老领导还好心劝告时任所长的陈凯先：“搬迁张江你千万要慎重，不要成为药物所历史上被指责为‘卖所’的人啊。”

作为所长的陈凯先当然知道当时的张江总体建设还不成气候，对外界的吸引力也相对较小，周边的配套设施还不完善。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2000年年中，所党政班子来到张江未来所址实地察看，面对一片荒地和空荡荡的周边环境，他的内心希望和担忧交织。但是作为一名具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他深知“一个研究所的发展，一定要融入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里，不能游离在外面。国家要发展生物医药，要把它打造成国家创新的热点，张江又是发展的基地，我们应该积极投身进去，才能够起好国家队的作用”。

陈凯先和所党政班子多次召开座谈会，开展细致的思想工作，最终把全所职工的思想统一起来。在中科院积极推动和上海市、张江园区的大力支持下，一个崭新的研究所顺利建成。2003年3月，上海药物所正式搬迁到张江这块开放、创新的热土。

如今，上海药物所已成为我国新药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研究中心之一，而张江也成为国际知名的“药谷”，集聚了1000多家生物医药创新企业，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全国第一个肿瘤免疫治疗的PD-1抗体—特瑞普利、抗肿瘤靶向药呋喹替尼、首个PARP抑制剂抗肿瘤药物—尼拉帕利、近17年来国际首个获批上市的阿尔茨海默症药物甘露特钠，都诞生在张江。

传承创新

自从上海药物所搬迁到浦东，陈凯先就扎根在了张江“药谷”。

2003~2004年国家酝酿和制定“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期间，陈凯先积极建言献策，提出我国生物医药实现自主创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设想，牵头起草把新药研究列为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建议书，并征集了一百多位两院院士署名支持，对国家正式立项实施“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项发挥了积极作用。

2005年3月，陈凯先出任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在担任校长期间，他强调“传承”和“创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上海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刘平介绍说，陈凯先带领上海中医药大学与国家航天员训练中心开展交流合作，促成了大学研发的中医“四诊仪”成功应用于欧盟—俄罗斯—中国的国际航天合作项目“火星500”计划，受到国际赞誉，陈凯先本人牵头承担的国家支撑计划项目“中药有效成分群关键技术研究”，在复方中药关键技术研究中取得重要突破。

“要把科研的每一步踏在国家需求上。”新冠疫情暴发后，陈凯先敏锐地意识到，即将到来的不仅是一场人类与病毒的搏斗，也是一场国家之间的科研竞赛。他指导、组织、协调学校和中医药学术界的科技力量，开展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认真总结、凝练中医药在抗击疫情中的特色优势，提供防治新冠肺炎“中国方案”的证据。

忙碌的科研工作之外，陈凯先还先后担任浦东新区和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带领着科技工作者共同推动上海的科技创新。在他看来，科协就是一个巨大的智库，应该围绕上海市委、市政府大的战略决策，组织上海的科技工作者建言献策，做好战略研究工作。

在陈凯先的带领下，上海市科协以做好人才举荐、表彰工作为契机，使更多的科技英才脱颖而出，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社会氛围。截至2019年，上海市评出的“科技精英”中已有67人当选两院院士，成为推动上海市、全国乃至国际科技进步、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

“这些成绩的取得说明了两点，一是说明我们推动了上海科技人才的培养；二是说明科技英才评选的标准还是很准确的。”陈凯先自豪地说。

他告诫年轻科研工作者要厚植家国情怀，有责任、有担当，要诚实正直，耐得住寂寞。

几十年来，陈凯先的所有成绩都离不开“国家需要”的牵引。他始终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初心使命和努力方向，在实现人生价值中完成一次次突破。在被问及取得成就的原因时，他只用一句朴素的话总结：“也许我这个人做事比较认真、比较能吃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