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刊》：致力思想产品的科技期刊

　　工作日，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的一位研究员照例打开了工作邮箱，映入眼帘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刊》（以下简称《院刊》）推送的2021年3期目次。他向来通过这个“思想库”汲取科技信息和智慧。

　　谈到中国的科学思想库，无论是研究其历史沿革及发展，还是探讨传播效能和影响力，都无法绕开《院刊》。在如何做好国家科学思想库核心媒体、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上，《院刊》用十余年时间书写了一份答卷。

　　心中有丘壑

　　2005年，在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第三期启动之际，《院刊》有了新定位——国家科学思想库核心媒体。我国之前尚无“科学思想库”类期刊，没有经验可借鉴。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16年过去了，《院刊》真正做成了“国家科学思想库核心媒体”。尤其是2016年以来，随着中国科学院被列为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之一，《院刊》作为中国科学院高端智库的“名片”，愈加闪亮。

　　“中国科学院坚持‘全院办《院刊》’的原则，从编委会、人员、资金、办刊资源等各方面全面加强《院刊》的办刊能力。”《院刊》执行副主编杨柳春介绍。

　　《院刊》转型之际，由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担任主编。彼时，她不仅与时俱进地明确了“国家科学思想库核心媒体”的新定位，而且十分支持并呼吁其他编委支持《院刊》，使《院刊》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目前，正在任期的第六届编委会，由两院院士、国内外战略科学家、相关科研院所领导、院机关业务局负责人等50余人组成，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原院长白春礼担任主编。

　　“此前，《院刊》主编通常由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担任，从2017年2月第六届编委会成立开始，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担任主编，足见对《院刊》的重视和支持。”杨柳春说。

　　这些支持绝不是“蜻蜓点水”，而是切实为期刊发展作出贡献。

　　白春礼为《院刊》撰写卷首语、序言、文章，参加相关活动，无不尽心。例如，任期内他在《院刊》上发表了《中国科学院70年：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与发展的思考》《准确把握深刻理解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三步走”战略的基本内涵》《科技赋能扶贫 创新成就梦想》等多篇文章。

　　编委会是《院刊》的坚强后盾。编辑部只要找到编委，编委们总是积极热情地回应或帮编辑部解决困难。有的编委尤为严格认真，高水准的审稿意见提升了文章的政策性和影响力；有的编委为《院刊》的媒体融合拓展出谋划策，使《院刊》快速建立了媒体传播矩阵；有的编委在帮助《院刊》策划、审稿的同时，还向编委会推荐高层次的编委；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际，一位身在北京的编委，亲人在武汉，尽管忧心不已，却依然为《院刊》“智库战‘疫’”坚守职责……

　　杨柳春表示，编委整体层次高、覆盖面较广，与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要求基本一致，在内容选题及办刊方向指导上极大加强了《院刊》的力量。“正是有了编委会强有力的支持，才形成了《院刊》发展的良好生态。”

　　同时，《院刊》还拥有一支年轻、有活力的编辑团队，“学习型组织、研究型编辑、创造性劳动”是他们的标签。

　　“不能被时代甩下来，更要与科学院相匹配。这是我们的信念和责任所在。”杨柳春说，“《院刊》选题多由编辑部提出，所以必须培养团队对国家政策、科技信息的敏锐度，提升选题策划的高度与深度。”

　　在这样的氛围感染下，编辑每天都需提升自己。“请进来、走出去”成为团队学习的常态：不定期邀请院士专家、传媒界大咖、商业精英等来编辑部传道授业；深入高校科研单位一线，与专家学者交朋友，问道“思想者”……做国家科学思想库，自己要“心中有丘壑”。

　　作好策划 当领跑者

　　内容是期刊的灵魂，选题策划就是内容的“编剧”和“导演”。围绕国家战略、中国科学院战略部署以及科学界的共同关切，《院刊》策划了一系列重大选题，以此体现“国家使命，科学担当”的价值理念。

　　秉持深厚的科学积累及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一大批科学家在《院刊》上发表了关于科学发展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文章，在不同时期为中国科学院的发展、国家宏观战略与决策的制定发挥了导向和支撑作用。

　　例如，在把握科技战略方向方面，《院刊》先后刊发多位领导和院士专家的重要文章，为我国科技发展方向把脉指路；在学科发展战略方面，组织策划“脑科学与类脑智能”“科学大数据发展战略”“合成生物学”等几十个重要专题。

　　主编白春礼在2020年《院刊》卷首语中写道：“近年来，我们策划出版重大选题近百个，广泛覆盖了科技领域的各个方面，每个专题、专刊基本都是由我国该领域的领衔科学家或院士指导推进，从学科发展战略、科学服务国家战略等方面进行了报道，得到了科技界和国家相关决策者及相关部委、部门的好评，在国内科技智库期刊领域处于‘领跑’。”

　　杨柳春解释说，“选题方向把握得好、系统性强，才能让领域带头人愿意在这个平台发声。我们平台的科学性、思想性、战略性提升，又吸引更多、更好的科学内容和专家思想汇聚，如此良性循环、正向发展。”

　　比如，“‘一带一路’建设对策研究”专题和“‘科学的春天’40年”专刊分别于2017年、2018年入选由中宣部出版局指导的“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且《院刊》为当年唯一入选的科技期刊。

　　“智库战‘疫’”专栏的17篇文章，在《院刊》官方网站和中国知网上两个月的下载量为43660次；微信公众号“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年2月10日至3月5日的阅读次数达258720次；在学习强国平台上，总阅读量达333830次。以此为代表的“品牌产品”，彰显了《院刊》作为智库媒体的策划与传播能力。

　　《院刊》围绕国家重大战略方向，平均每期约稿、组稿约占发文量的80%以上。这些稿件却并非“召之即来，来之即登”。“每一个选题都要找编委、科学家探讨，面对面交流、点对点约稿，用3~6个月时间打磨。”杨柳春说。

　　编辑“死磕”到底，把作者都弄“急”了，甚至作者有时还需要重写。无论谁的稿件，都必须经过双盲审，即使在“智库战‘疫’”专栏文章每天都发布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经专家审理后，约稿仅有90%的录用率，而自主来稿更是百里挑一。

　　传播的“朋友圈”

　　2017年以来，《院刊》又有了创新——着力打造国家高端科技智库的多元化传播平台，形成纸刊、论坛、新媒体、科技决策参考、战略决策咨询“五位一体”的发展模式。

　　从选题策划到多元化传播平台的构建，《院刊》一直在探索提升影响力的实践。

　　“有影响力才是好智库期刊。但我们不把影响因子作为目标，而是用‘影响决策’和‘引领公众’的思想产品为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服务。”在杨柳春看来，这是期刊“术”与“道”的区别。

　　一直以来，《院刊》背靠中国科学院、面向科技界，建立了自己的谱系。当下，用市场思维做科技期刊，眼光向外，互相搭台。《院刊》主动向互联网汇集、向移动端倾斜，让原本分散在“网下”的力量进军“网上”，挺进新兴传播阵地，争取更多的信息主动权和主导权。

　　利用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平台、邮件推送《院刊》，推送对象包括科技决策层、管理层、科研人员、高校教师等在内的40多万用户；

　　2019年，《院刊》主动联系学习强国，申请开通自己的学习强国号。这是所有强国号中第39个开通的，同时是科技媒体中的第一个；

　　《院刊》与新华社共同举办“国策论坛”，如“荒漠化防治与绿色高质量发展——2020年‘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在中国”直播活动，160万人异地同频观看；

　　近期又与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联合出品了图文、视频节目“闳议”……

　　这些使得《院刊》拥有了纸刊、网站、微信、微博、音频、视频全谱系的传播形态。

　　“大家觉得中文期刊不好做。但这是最好的时代，只要做就有空间。前提是思路要转变，模式要转型。”杨柳春认为。

　　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院刊》意识到，必须快速反应、主动作为，以最快的速度将专家的权威声音传播出去，以对冲社会上泛在的信息。此时稿件平均加工时间仅6天，平均出版周期仅27天，对录用文章采取网络优先出版，并利用新媒体传播矩阵第一时间在PC端和移动端发布内容。

　　“从影响核心受众到向社会公众传播科学思想，畅通的多元化、立体化传播渠道成为《院刊》第一时间发声的有效保证，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增强了智库应急成果‘思想产品’的时效性，延长了信息生命周期，扩展了内容的影响广度和深度。”杨柳春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在通过对外合作打造传播矩阵的过程中，一般都是由《院刊》出理念、出思想，构建“内核”。这源自编辑部在重大选题策划、采访力量、稿件资源及传播平台等资源整合上统筹管理，形成了“一次采编、多种产品、多元传播”的工作格局。

　　“团队每个人的潜力都被挖掘出来，提出的意见能得到尊重和肯定，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拿出一件件‘精品’。与此同时，我们侧重把每个人的‘长板’发挥到最好。”杨柳春说。

　　未来，《院刊》将围绕“战略有高度、思想有深度、内容有广度、传播有速度、服务有温度”打造“五有”期刊，继续行进在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征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