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绵山：最严食品安全法托住道德底线

　　 5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国家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草案称，“对生产、销售、餐饮服务等各环节实施最严格的全过程管理”“建立最严格的监管处罚制度”，两度称“最”，其意若明，回应的正是民众对食品安全问题上的最强烈期待。

　　 这些年，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不止一次地进入公共视域。当那些有毒有害食品，进入流通环节，造成一些恶劣影响事件；当那些触目惊心的食品生产过程曝光，大倒公众胃口；当那些奇特的化学名称，从盐酸克伦特罗到三聚氰胺，让人们记不尽记，防不胜防，我们称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公众最关切的民生问题就并不为过。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鲜明表情，甚至成为民众生活痛苦指数的一个表征。

　　 人们常说，发展起来之后的问题，并不比不发展的时候少。事实上，发展起来之后的问题，可能更复杂、更棘手、更尖锐，也更考验勇气与智慧。食品安全问题，就是发展起来之后的这样一个问题。在温饱问题未解决之前，很少会出现这些问题。然而，温饱解决之后，这些问题诞生了。为什么？

　　 我们所谓发展起来之后，对应今天即是社会转型期。在这个转型期，一切都在发生变动。最终落到人那里，就是人心发生了变化。原有的道德伦理观念受到强烈冲击，于是很多人不再恪守为人处世做事的底线。当底线一降低、一弃守，就能获得源源巨利时，一些人为之欣喜若狂，不再计较良心之失，甚至相互之间谁比谁更下作、更无耻。那些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在道德层面，不正是如此么？

　　 也正是在这个转型期，社会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然而原有的制度规则并未作出相应的反应，或是对变动的环境物事视若无睹，或是左支右绌，其结果，制度即成稻草人。而一部分执行制度的人，面对转型期的制度滞后，变得缺少良知，缺少责任，有的甚至搞权力寻租，欣然腐败。

　　 由此，重新建构转型期的道德与制度即是当务之急。当道德建构和收效相对缓慢时，制度的建构，则是破题之举，也有助于把道德拉入良性循环之中。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现在的问题是，侵害食品安全的违法成本太低！”“对那些丧尽天良、蓄意害人的违法犯罪分子，要通过修法，给予他们最严厉的处罚！”“要让违法犯罪分子承受付不起的代价，让失职、渎职人员受到躲不掉的惩处。”此论可谓掷地有声，刚性的制度与刚性的执纪，正是托住道德底线、重建市场秩序的关键所在。

　　 如是，我们期待，法律硬起来。没有最严厉，何来最安全？唯有让法条成为高压线，让人们碰不得，民众方可吃得放心与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