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了,给大家拜个晚年。
关于豆腐脑甜咸正统的争论已经很多年了,虽然谁是正统依然争论不休,但基本得出了北方爱吃咸,南方爱吃甜的结论。
但前几天大家掰开月饼,心怀祖国,一定会忍不住疑问:既然南甜北咸,为什么月饼却是北方甜(豆沙、枣泥)南方咸(火腿、蛋黄)呢?
为了彻底消灭这种困扰,我知同仁决定彻底解决甜咸党这个问题,望甜咸党从此化干戈为玉帛,变嘴炮为友爱,玉宇澄清、海内升平。
南方人曾经因为吃得太咸被鄙视
对甜味的嗜好,是人类的本能。人们会为臭奶酪、刺身或皮蛋而惊诧莫名,但没有哪个文明会不喜欢糖。
世界各地的人们,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努力吃更多的糖。
从1700年到1800年,英国人平均每年消费的糖从不到2千克(4磅)飙升到了16千克,现代则高达60千克。只有两次世界大战时,糖的消费量才有所下降,之后又迅速飙升。而在11世纪,英国人几乎不吃糖。
非洲的肯尼亚地区,从前的人均糖消费几乎是零,现在每天要吃掉60克,比中国人还要多很多。
现代人能随意获得廉价的糖、甚至已经担心糖分摄入过多。但在几个世纪之前,甜还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味道。
蜂蜜珍稀难得,麦芽糖要消耗珍贵的粮食,砂糖的原料甘蔗不仅仅挤占粮食作物的土地,还需要投入密集劳动。总之,在多数人还要面临温饱问题的时代,甜实在是很奢侈的。
在16世纪的欧洲,砂糖被作为香料添加在贵族的宴会菜肴里,很多时候也被当做药物。往来于港口的货船中,糖和檀香、番红花等奢侈品归为一类。很多人直到垂死之时,才有机会尝到一小撮糖,作为临终前的安慰。
所以,奢侈的甜味消费,一直与贸易和经济的发达程度直接挂钩,比如中世纪的阿拉伯地区、大航海时代的英国。
▲古代阿拉伯占据东西方贸易要冲,得以消费大量的糖
至于中国,糖的消费也跟经济发达地区密切相关。唐贞观年间,中国从印度学到砂糖制法,从扬州取得甘蔗用于制糖。四川遂宁一带和江南地区,都成为当时制糖业的中心。
不过,宋代之前,糖的消费还是集中在北方地区,尤其以都城为重。此时,相对荒芜的南方吃糖很少,却需要大量的食盐用于腌渍保存食物。这种习惯延续至今,也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饱受京城上流社会的嘲笑。元代南方人到京城做官,经常携带盐腌风干的鸡,北方人便嘲笑他们是“腊鸡”;明代湖广人常以咸鱼干下饭,京城人又称呼这些南方同僚是“咸鱼”。
明清之后,南方才开始慢慢变甜
明清两代,中国蔗糖产业的中心是福建和广东,之后又有四川、台湾。这些糖输送到其他地区,内陆到江西、湖南、湖北,沿海运输则到江浙一带。清初广东糖销往内陆的途径是“北走豫章(江西)、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
▲古代甘蔗榨汁制糖的生产场景
这些区域因为接近糖产地,糖更加易得,价格也更低廉。
比如清代中期,京城糖价是一斤糖0.05两白银,也就是每担(160斤)8两;而在福建泉州,糖价一般在每担5.4两左右。
即便是到20世纪初年,白糖的价格依然是食盐价格的两倍以上,而要使食物产生明显的调味效果,糖的用量又远远大于食盐。因此,虽然近代糖的产量和消费量都有很大提高,但它依然是一种比较奢侈的调味品,用今天的话说,轻奢主义。
与此同时,北方因为战乱、灾荒、气候变化等种种原因,经济衰退,而糖的价格又比南方昂贵,糖这种非必须的消费被压抑,而盐做为生存必需品,它的消费量大体是稳定的。
于是,口味的偏好——实际上是对糖的消费能力的强弱,就发生了南北的颠倒。南方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取代曾经的北方经济中心,变成了中国口味地图上的嗜甜地区。
据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估计,中国在18世纪中期,人均糖消费量在每年3.8-5.0磅,合2.89-3.80斤。而这些糖的消费地区,集中在岭南、东南沿海和长江下游三个地区。这些地区的人均糖消费量超过全国平均量的两倍,达到10.7磅,约合8.13斤。这些地方比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多吃至少一倍的糖,形成了近代以来这些地区食物偏甜的口味。
豆腐脑和月饼味道不同,因为地位不一样
好的,现在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南方爱吃甜,北方爱吃咸了。似乎它足以解释,为什么南方更偏爱甜豆腐脑,而北方偏爱咸豆腐脑。
但是为什么在月饼上又颠倒过来了呢?难道不是应该嗜甜的南方吃甜月饼,嗜咸的北方吃咸月饼吗?
▲广式月饼中的咸蛋黄馅儿月饼
这就要从食物的用途和地位说起。
从满足生活的需求上看,我们可以把食物划分为三个等级,等级越高,人们越愿意投入奢侈性的原料:
Ⅰ、满足生存需求的基本饮食;
Ⅱ、满足口味调剂需求的日常小吃;
Ⅲ、满足特定习俗和仪式需求的节庆食物。
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主流的豆腐脑往往属于Ⅱ类,也就是满足口味调剂需求的日常小吃。它的原料应该廉价、易得,同时又带来基本饮食之外的口味享受。
于是,在糖相对易得的南方,人们选择了在豆腐脑里面加糖;而糖相对昂贵的北方,人们则在里面加咸味的、用少量黄花、木耳、酱油、淀粉调配而成的卤。
而月饼作为中秋节的节庆食物,有祭祀、仪式的作用。一般来说,在这类节日食物中,人们会投入更多平时舍不得消费的奢侈性原材料。
在南方地区,尤其是富庶的江南、广东地区,这些奢侈性的原料中有更多的肉类食物,平均水平比北方地区更高。
在近代欧洲人眼中,中国人吃肉的数量惊人地少。在当时欧洲人的记载中,中国人“无论多么有钱,地位多高”,吃肉都“为数甚微”,只是作为配料使用。而欧洲人自从15世纪就有很高的肉食消费量,德国人每年食肉100公斤以上,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居民一年要吃掉4000头牛、30000头猪。
▲晚清中国士人宴会的照片,显然是摆拍
但就中国南北而言,南方地区更高的经济水平,还是让这里的居民吃到了更多的肉。根据20世纪20、30年代,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对中国进行的详尽调查,江南地区居民平均每年吃肉5.21斤,鱼4.62斤。有学者估计,这里的鱼食用量还在一定程度上被低估了。
虽然这个数字看起来少得可怜,但是已经比华北居民的平均状况好不少了。由于经济衰败,华北地区的肉食要匮乏得多。晚清时代的山东济南,“饮食以梁粟为主,养老始用鸡豚麦食”;山西代州“民食以粟为主,佐以荞麦燕麦,贫者黍菽即为珍膳,有终岁不识膏梁之味者”;河南大部分地区把大米当做宴会食物。很多地方中等人家一天只吃两顿,饮食的数量和质量已经不足以满足生理需求。
所以,在华北地区,甜味因为比较难得,加入大量砂糖的豆沙、枣泥、干果等食材,已经足以被列入奢侈性原料,成为节庆食物如月饼的主要馅料。
而在江南地区,肉类、蛋类作为平民偶尔也享受得起的奢侈性消费,出现在节庆食物中,咸肉、火腿、蛋黄可以成为月饼馅料。
当然,其实这些咸月饼也是加入了大量糖,只不过比起北方纯粹质朴的甜月饼,它混合了咸鲜味原料和糖的复合口味,相对偏咸一点而已。
至于另一种南咸北甜的节庆食物,也就是粽子,道理也是一样的。
自打走过一些弯路之后,现在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地无分南北,平民都不会把糖、肉当做奢侈性消费品,但是口味还是以更强的惯性保留下来。只不过,人民对糖和肉的口味趋势是一致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南方菜系不断在北方城市扩张的同时,云腿月饼、蛋黄月饼也早已经攻破了北方的中秋节消费市场。
接下来,就看肉粽子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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