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辉瑞雇员被判27万美元、20年监禁，生物医药行业交易市场何时才能“干净”？

　　近日（1月18日），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宣布，前辉瑞雇员Amit Dagar内幕交易罪和共谋内幕交易罪名成立，两罪加和最高可判处25年监禁。

靠新冠口服药内幕获利27万美元

　　现年44岁的前辉瑞雇员Amit Dagar曾担任辉瑞新冠“特效药”Paxlovid高级统计项目负责人（协助管理临床数据的统计），当时在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Paxlovid的试验始于2021年7月，4个月后数据公布，临床成功。

　　据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披露，在公布消息的前一天Dagar的主管通过聊天告诉他：“我们得到了结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并将于“明天发布新闻稿”。

　　Dagar对此回应称：“哦，真的吗”，“有点令人兴奋”。

　　在那次聊天的几个小时后，Dagar就购买了短期、价外的辉瑞看涨期权，包括第二天到期的期权，然后向一位长期购买期权的朋友Atul Bhiwapurkar通风报信，后者也购买了辉瑞股票的类似看涨期权。

　　而就在第二天，2021年11月5日，辉瑞公司在市场开放前公开发布了其Paxlovid研究的结果。同一天，在公布积极结果后，辉瑞的股票价格大幅上涨，截止当日收盘，比前一日的股价高出近11%。

　　两人一共通过这种内幕交易手段获利约27万美元。

　　而这一切举动，全然被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市场滥用部门的分析和检测中心捕捉到。两人因此在2023年被捕。

据法官所说，DAGAR共有两个罪名：其一，证券欺诈罪，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其二，共谋罪，最高可判处5年徒刑。

　　前辉瑞雇员Amit Dagar，并不是个例

　　生物制药领域的金融犯罪在近年来逐渐增多，仅2022年就有9人因涉嫌内幕交易而被起诉。

　　金融机构从业人员George Haywood，就因知晓临床数据不佳提前卖出而遭殃。

　　2020 年 1 月，George Haywood获得了270万美元的Neurotrope公司股份。或许，这会是暴富的机会。因为，此前该公司发布了一项研究阿尔茨海默氏症治疗的试验的积极数据，导致其股价上涨。

　　只是，阿尔茨海默氏症研发实在是太难了，George Haywood在后续与公司相关人士的交流中知晓了不利消息，因此选择卖掉了他的股票，避免了近20万美元的损失。

　　虽然减少了损失，但George Haywood面临更严重的损失。因为该事件，George Haywood遭到了监管起诉。

　　即便是临床PI，也不能知法犯法。芝加哥大学胃肠道肿瘤学项目主任 Daniel VT Catenacci因为其研发的项目，没能抵制住利益诱惑而进行了内幕交易。其主导研发的bemarituzumabII期试验的积极数据，因此其选择在临床数据公布之前购入公司股份，并在消息公布之后卖出。

　　短短一天，Daniel VT Catenacci大赚13.4万美元，但其最后一度面临最高25年监禁的指控。

　　临床之外，并购内幕交易更是监管重点打击领域。因为并购是生物科技领域的常态，且大多时候由大药企发起的并购，往往是资本市场重大利好。前联邦调查局实习生Seth Markin，就因为并购内幕交易而被起诉。

　　Seth Markin的女友是一名律师，负责默沙东收购Pandion Therapeutics的案子。Seth Markin知晓这一并购事件后，进行小范围的传播，获利超百万美元。最终，Seth Markin被监管以收购欺诈罪等多个罪名起诉。

　　市场规范迈出关键一步，合规案例仍然存在

　　2018年第二季度，Facebook（现Meta）的创始人扎克伯格出售了1300万股脸书股票，这件事情就是完全合规，不涉嫌任何内幕交易的。因为扎克伯格的交易行为在SEC表格中完全是事先计划好的，SEC只是认为脸书没有保护好用户数据（后以50亿美元和解）。

生物医学领域，也同样合规案例，例如Moderna的CEO Stephane Bancel也通过了10b5-1交易计划自2020年疫情出现以来出售了约280万股公司股票，总价值约为4.08亿美元，而自从2021年第四季度以来，Moderna的股价经历了大幅下滑。但这完全不涉及内幕交易，Stephane Bancel早就通过10b5-1交易计划在2019年9月，2020年5月，2021年5月修订了自己原本既定在2018年的减持计划。

　　2022年12月15日，SEC通过了对新内幕交易规则的最终修改。外界关注的焦点大多集中在其中10b5-1交易计划的影响上，新修内容主要在于递交10b5-1交易计划的额外补充信息，这样可以确保市场更加规范化。

　　10b5-1之所以成为关注焦点是因为，上文的所有交易似乎都是无计划，只是突然得到了消息后才有行动的，但10b5-1允许内部人员通过制定预先确定的计划来出售公司股票，该计划事先规定了股价、金额和交易日期。出售股票的内幕人士和进行交易的经纪人必须证明他们不知道任何重要的非公开信息（MNPI）。

　　也就是说，内部人员通过预先制定计划来出售股票是可行的，只要预先递交交易计划就行。

　　但是预先递交交易计划本身和MNPI相遇时就会产生有趣的“化学反应”。市场监管人员要如何知道内部人士不知道非公开信息？

　　MNPI根本不可预测，因为既定存在的信息差，外界人士谁也不知道消息何时发布。

生物制药领域更是如此，临床的不确定性和临床数据选择的发布日期让MNPI问题甚至有可控趋势。

带给国内生物制药行业的启示

　　美国对于生物科技市场的打击严厉并不奇怪。核心逻辑在于，内幕交易会破坏投资者对金融市场的信心，损害遵守规则的普通投资者利益。

　　毕竟，在资本市场，一旦投资者认为自己投入的巨大热情只是一场结果早已注定的骗局，那种巨大的侮辱感，将会使得投资者成为一个易燃易爆的火药桶。

　　但凡资本市场稍有一点风波，马上就会变成爆炸性的连锁反应，给市场的价值带来灾难性的毁灭。

　　而若是想要修复失去的信任，难度并不会比研发一款创新药容易太多。

　　因为，这种信任的缺失往往会与负面的导向结合在一起，二者就像是经济学当中的通货紧缩与消费降级，纠缠在一起后螺旋下降，想要修复起来，难度极大。

　　正因此，美国对内幕交易打击极为严厉。某种程度上来说，国内生物科技行业有需要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去年以来，港股市场因为临床数据、BD交易等提前抢跑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些事件，也对部分投资者造成了伤害。

　　正如一些投资者的评论：“对于药物的临床失败我们可以接受，因为这是科学问题；而对于资金的抢跑我们不可以接受，因为这是公司的治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