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呼唤独步世界的中国大科学装置

　　 “发现引力波的消息出来后，很多人问：为什么又是美国？为什么中国没有做出来？”引力波科学家、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张新民委员说。

　　随着美国的发现，中国三个引力波探测计划浮出水面。张新民负责其中之一的项目设在西藏阿里。他认为，大科学工程是中国的必需，否则中国科学创新“只能是小打小闹”。

　　唤起自豪的大工程

　　“前几年，欧洲LHC（大型强子对撞机）发现了上帝粒子，全世界为之欢呼。这次美国人发现引力波，比屠呦呦获诺奖消息更热，说明中国人对此很感兴趣，也说明大科学装置的国际影响力远远超过获得诺奖。”张新民说。

　　“我国的GDP已经世界第二了，却没有大国应有的科学影响力。”张新民说，他听见LIGO发言人宣布“我们探测到了！”时浑身激动，但又因旁观他人成果而感到酸楚。

　　“我接触到的美国人都很自豪：LIGO让全世界跟随美国。”张新民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失职的。我们总是跟踪别人的创新。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大科学工程，就算是二三十年后出成果，就算我们看不到，也可以让下一代感到自豪。”

　　不仅有利于科学

　　“大科学工程有了不起的工程意义。”量子物理学家潘建伟委员说，“以欧洲核子中心为例，它产生大量数据传到世界各地，当时只有越洋电话，慢慢发展出互联网雏形。核子中心还开发了重要的冷却技术、巨型磁铁技术。LIGO装置为了发现引力波，就要将测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精度。在我看来，引力波被探测到不是一个科学奇迹，而是技术奇迹。”

　　潘建伟说：“再比如曼哈顿计划和登月计划中诞生的新材料、新技术，都催生了新的产业。”

　　潘建伟认为，科学目标本身对普通人也有意义。“人总是有好奇心的，任何一个人总是想探索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科学研究能满足人的好奇心，大家就会支持。”

　　一个比喻定生死

　　但潘建伟也指出，大科学工程要量力而行，而且要尽可能地向公众说清科学和生活的联系，否则也可能重蹈美国SSC（超导超级对撞机）的覆辙。

　　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说：“欧洲核子中心自从有了LHC后，就代替美国成为世界高能物理的中心。这是美国结束了SSC的后果，是美国的悲哀。”

　　美国1990年代初耗资20亿美元建造SSC，但眼看要建成时，却下马了。潘建伟说：“因为预算越做越大，SSC被美国国会否决，为了防止它死灰复燃，把它挖好的管道都埋了。”

　　“如果SSC建成，首先测到上帝粒子的就不是LHC了。”张新民回忆说，“但曼哈顿计划后几十年，科学家视民众支持为当然，不关心公共关系。1993年美国国会砍掉SSC时，我就在马里兰州，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出席作证的会议，全国电视网和当地电视台都不报道。听证会上，美国科学家说不清何谓希格斯粒子；或者说，议员听不懂他们的解释。”

　　张新民说：“欧洲人就更懂比喻。英国科学家告诉官员，撒切尔夫人就是希格斯粒子。她一进门，大家都围着她转。官员就明白了，‘哦，就是很有能量的，把大家引到一块儿。’”

　　中国尚缺独步世界的大装置

　　“高能所的大亚湾中微子探测装置和我们的阿里计划，投资都在1亿多元人民币，实际上不是大科学计划，算是‘短、平、快’，意义重大，投资不多。”张新民说，刚开建的JUNO（中微子江门实验装置），及正在考虑的CEPC（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更接近于真正的大科学装置。

　　美国的LIGO引力波探测装置花费了差不多6亿美元。而JUNO造价约22亿元人民币，预计2020年投入运行；尚未得到国家肯定的预想中的CEPC，直径至少是LHC的两倍，成本可能达到百亿元级别。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这对中国科学家是个好消息。

　　但张新民仍然忧虑能否获得国家的持久支持：“LIGO前后几十年才出成果，大科学工程需要长久的支持，当然也要尊重科学规律，做好科研论证。科学家也要为此多跟公众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