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岁的邓希贤像往常一样来到一间老居民楼的小屋,把准备好的材料码整齐放在桌上,等候来自杭州向他咨询“挑战杯”竞赛事宜的师生。就在这一天,“神舟十号”正上演着“太空课堂”,这位从事科普工作25年、已经退休在家的老教授却没有时间收看这一科普教育活动。
小屋里最多的就是一堆堆参赛材料,材料的主人是高校领导、老师、学生和家长,他们是造访此处的常客,目的通常也只有一个, 让邓希贤“指点”以能够在比赛中脱颖而出。“挑战杯”竞赛所带来的荣誉和背后的利益,让参赛者把这位有13年“挑战杯”评委经历的老教授的“指点”当作“圣经”。
1997年,65岁的邓希贤老教授退休。这位生理学教授,曾担任国家南极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生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所长,为我国的医疗事业操劳了大半辈子。不论是提出高原性心脏病新的分型方案和诊断标准,为青藏铁路奠定下必不可少的基础,还是参加中国南极考察队长城站的科学考察,或者培养出的数十位研究生,邓希贤所取得的成就和荣誉都能让他度过一个舒适平静的晚年。
但邓希贤却因为天文学家王绶琯的一次邀请,彻底放弃了“退休”的念头。这位痴迷天文学七十载的老人认为,一个30岁左右的杰出科学家在他的“主领域”做出“成名的贡献”,那么也许在他24岁左右就已投身这一领域。所以,孩子十六七岁时,能否得到“走进科学”的机会至关重要。在他的邀请下,邓希贤和他一起发起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并全程参与俱乐部的活动。这一参与,就是二十载。
从筹办“诺贝尔科学奖百年展”,到录制诺贝尔科学奖电视专题片,再到担任包括“挑战杯”在内的全国性竞赛活动评委,邓希贤对于科普事业的热情丝毫没有因为年龄而减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从知之,到好之,到乐之,现在反而越来越有乐在其中的感觉。”
“其实科学并不难,创新也并不难,但学生有时候缺少一点‘另类思维’,” 邓希贤认为,这是一种“前无古人、不合潮流、违背共识、挑战权威”的精神。
他最担心的就是,如今的孩子“不会提问”:满堂灌式的教学把科普变成了科学史,“没有把创新的理念提炼出来”,孩子就不会质疑,不会思考。也因此,诺贝尔奖获得者卢瑟福的故事常被他挂在嘴边——
卢瑟福不仅自己获得诺贝尔奖,他培养的学生中也有近10人成为诺贝尔奖得主。他每天去实验室巡视,看到学生只埋头做试验就质问他:“你用什么时间来想问题?”每每有学生向他咨询,卢瑟福也会先问:“对这个问题你有什么自己的想法?”邓希贤也是如此,面对急着赶来北京咨询他“我的作品应该怎么改”的学生,他常常反问,“你这个作品的创新点到底在哪里,自己想清楚没有?”
“学会提问”是邓希贤反复要求学生做到的,“没有学会提问就不可能培养创新思维,拿比赛来说,不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怎么应对评委老师的提问?”
有时候,学生拿着上百页的材料来找他辅导,他直接打回,要求学生删减一半再来找他,“评委在30个小时内要看完十多个作品材料,哪里有时间一字一句去看?”因此他要求学生务必将重点和创新点提炼出来。邓希贤说,第九届“挑战杯”获得一等奖的作品——“恐龙灭绝的可能分子机理”,全文才不过6页。
而到了终赛阶段,每个作品都有自己创新的地方,关键就是展示部分了。“有时候看着学生讲不出来,就像茶壶里倒汤圆——倒不出来。”邓希贤感到惋惜,到了最后阶段,就是细节决定成败,虽然获奖名额有限,但他相信参赛的过程对于学生来讲就是一种收获。
然而,让他更为担忧的是,如今的一些科技比赛变了味儿,原本最应该受到重视的备战过程却演化成了“只问结果”的堆积和拼凑。
前不久向他吐苦水的一支参赛队让他印象深刻,学生不解为什么自己在省级赛中还保持第一名的成绩,到了终赛就没有结果了。邓希贤无奈,“比赛不是成果展示会,追求高大全反而掩盖了学生团队的创意和创新,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参赛过程中学生创新思维的提高。”
科研习作的目的也并不在于出成果,而是对实际生活有所帮助,能够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但现在的趋势让邓希贤苦恼,“如今有些学生为了得奖,把掺杂其他人成果的研究作品上交,自己的贡献却并不明显”。
尽管邓希贤从不拒绝每一个来访的师生,但有一类人却让老教授皱起眉头——家长。他指着房间一角说,家长来的时候,角落里都能堆满礼品盒,“他们太功利了,急着让孩子拿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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