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玉米根本卖不动,我现在都不怎么打理这片地。”蹲在一片杂草丛生的玉米地旁,北京市大兴区农民老马对本报记者感慨道。但老马遭遇的“卖粮难”并非因为中国粮多,相反近两年中国正在大量地进口粮食,粮食自给率早已突破政府此前制定的95%标线,2012年有1.9亿中国人需要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粮食问题,中国粮食供应的安全正响起警钟。
数月前,国家粮食局局长任正晓撰文指出,目前中国粮食安全仍存在不可低估的风险,而依靠进口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是不现实的。
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进口粮食8025万吨,同比增加25.9%。其中,小麦进口量是2005年以来的最高值;玉米进口量较上年增长近两倍;大米进口量更同比增长三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原副部长谢扬对本报说:“这些数字令人吃惊。”
近两年进口量大增
纵观中国粮食供需的歷史,除了在1993-1994年间出现过短期进口以外,在2011年以前,以大米、小麦、玉米为代表的谷物基本能够实现自给。然而,近两年中国却开始大量进口粮食,尤其是大豆以外的谷物。在国际粮食界,大豆作为油料作物通常不被列入粮食统计数据,但中国恰恰相反。由于中国大豆一直高度依赖进口,且数量巨大,因此中国的粮食进口数据一直“因豆而高”。但在2012年的数据中,作为口粮的谷物却出现进口猛增。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则算了一笔帐,2012年的进口量意味着有1.9亿中国人需依靠国际市场解决粮食问题。而在中国,确保粮食安全被看作是国家发展的头等大事。外国谷贱伤了国农
外国粮食大举入侵,影响了中国农民卖不动他们的产出粮食,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主任李国祥的研究印证了这一点。他说,虽然2012年中国进口了500多万吨玉米,但社科院的独立调查却发现,其实中国多个地方种植玉米的农民都遭遇了“卖粮难”。北京农民老马正是其中之一,他苦笑着对记者说:“咱的玉米贵,人家卖得便宜,就这么简单。”
据了解,根据加入WTO时所作的承诺,中国目前对进口农产品徵收平均15%的低关税,而世界其他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在60%左右,因此外国粮食进入中国后仍可保持相对较低的价格。
与此同时,为防止“谷贱伤农”,中国政府自2004年开始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此后又经过数次调高。被这一保护性政策“托住”的国内粮价,因而一直低不下来。
“企业的选择十分简单,谁的粮食便宜就买谁的。”谢扬说,在大量低价进入国内的外国粮食面前,没有价格优势的国内粮食自然卖不出去。
需求迅速增加成隐忧
韩俊提醒,中国的口粮一定要立足于自给。即便国外可以给我们生产小麦、稻谷,但很多国家开发边际土地生产的粮食价格通常较高,中国难以承受。另外,还要考虑到粮食贸易突然中断的风险。
“从长期来看,中国毕竟人多地少,加之不断上升的成本压力,这是中国粮食安全存在的一个隐忧。”谢扬说,一旦国内粮价成本上涨的压力超过了降价所能承受的程度,外国粮食必将更大量地涌进中国。
任正晓在文章中同样提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随着人口总量持续增加、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中国对粮食的需求将刚性增长。
李国祥则更加尖锐地指出,需求增加迅速,各种资源相对短缺,正是导致近两年中国粮食大量进口的一个根本内因。
专家之见:提高单产保粮食安全
目前,中国在应对粮食大量进口的局面和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时,在外交和内政两方面均需对症下药。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认为,中国在入世谈判时对农贸关税所作的让步,加剧了中美之间粮食贸易的不平等竞争,且不利于国内稳定粮食生产的长期政策。
与中国相似,日本国内的大米价格长期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但日本国内稻米市场的运行和产业发展却没有受到冲击,并保持着100%的自给率。这主要是由于日本採取了强有力的边境措施,通过配额、关税等手段,保护了国内的稻米产业。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主任李国祥表示,由于中国在入世谈判时做过承诺,因此关税不易随意调整。但在新一轮的谈判中,中国应积极争取改变目前的不利局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原副部长谢扬指出,为了应对大量进口的局面,中国必须执行好保护耕地和水资源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比如一定要坚持18亿亩耕地红线,尤其是保护好其中约16亿亩的基本农田。”
2011年,中国提出建立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并确立了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此外,中国政府还陆续出台政策鼓励农业科技创新。
“整体来看,粮食由过去的出口逐渐转变为现在的进口,是中国走向富裕国家的必然。与此同时,未来要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一定还要靠提升科技水平带来的单产提高。而在这方面,中国的潜力非常大。”不久前,中国粮食企业巨头中粮集团总裁于旭波表达了对中国粮食安全前景的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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