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一癌症研究人员涉嫌造假

杜克大学癌症研究人员安尼尔·波蒂受到审查

　　凯思·巴格利（Keith Baggerly）和凯文·库姆斯（Kevin Coombes）是美国得克萨斯州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的两位生物统计学家，2006年，当他们因工作需要对杜克大学一著名研究小组所发表论文的数据进行查证时，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随之而来的是影响整个领域的一场大风波。

　　安尔尼·波蒂（Anil Potti）是杜克大学癌症研究人员，他的研究小组发明的一种通用肿瘤分析方法受到了巴格利和库姆斯的质疑，不仅如此，波蒂还被指控在个人简历中有编造行为。如今，据最新出版的《科学》杂志报道，杜克大学已经停止了基于这些方法而实施的临床试验，并启动了对波蒂和其研究的调查，同时勒令波蒂行政停职；事件也呼吁对癌症研究领域进行一次普查。

　　杜克大学的网站显示，波蒂是杜克大学医学系和遗传科学和政策研究所的副教授。他在印度的基督教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完成了内科住院实习和血液及药物肿瘤方面的医师训练后，他成为杜克大学癌症遗传学家约瑟夫·尼温斯(Joseph Nevins)实验室的成员。

　　受到质疑的工作包括波蒂和尼温斯的研究。2007年初，巴格利和库姆斯首次提出对波蒂和尼温斯肿瘤遗传学研究的疑问。从此，事件开始了前前后后3年多的折腾，直到2010年7月，《癌症通讯》报道了波蒂在其简历中编造他是“罗德斯学者”这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事实，事件才出现了转机，迫使杜克大学采取了相应措施。

　　《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7月中旬，当《癌症通讯》有关波蒂涉嫌捏造履历的文章发表后，美国癌症协会中止了授予波蒂博士的一项为期５年、总额为72.9万美元的经费。与此同时，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其他机构的数十位生物统计学家和癌症研究人员致信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所长哈罗德·瓦尔姆斯博士，质疑杜克大学这3项临床研究的方法，呼吁杜克大学停止这些试验，并实施外部评审。

　　美国癌症协会也要求杜克大学提交医学中心保证其所资助研究的准确性和科学有效性的措施，同时也要求杜克大学调查波蒂的履历。

　　《科学》杂志通过电子邮件征询波蒂对事件的评论，他没有回应，尼温斯表示他愿意就相关研究发表意见，包括“事件如何被提出和讲述的过程都充满了扭曲，而且只是单方面的”。但他补充说，因为目前不是恰当的时间，最好不要作评论。

　　《科学》的文章指出，就像许多研究人员热衷于癌症治疗的个性化，杜克大学的项目开始时充满了希望，波蒂和尼温斯研究了肿瘤细胞中的一种遗传行为模式，即基因表达签名。最近几年，基因表达签名成为一个热门领域，因为医生们都在寻找最有利于患者的方法，即为患者提供最有利他们自身的药物。但是，被用于鉴别肿瘤类型的基因签名很难被复制，只有极少数基因的可靠性看似可用于临床。

　　2006年10月，波蒂和尼温斯在《自然—医学》期刊上发表论文指出，通过检测细胞系对特定药物的灵敏性，可以预测多种类型的癌症患者对其治疗的反应。基于这项研究，杜克大学启动了三项临床试验，其中两项涉及肺癌，一项涉及乳腺癌，目的是利用基因表达签名确定患者所需要的治疗类型。

　　其他机构的临床医学研究人员也期望尝试这一想法，包括得克萨斯州M. 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医生们。然而，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医生们希望在试验之前确证数据的可靠性，因此，他们要求中心的生物统计学家巴格利和库姆斯仔细看看《自然—医学》期刊上的这篇论文。

　　“开始时我们非常困难。”巴格利说，他和库姆斯在这篇2006年的论文中发现了错误，包括看似不属于数据清单中的基因、没有准确标记的肿瘤样品。巴格利表示，他们开始与杜克大学的作者联系、沟通，但“我们没有收到让我们满意的答复”。

　　2007年春天，巴格利和库姆斯向《自然—医学》期刊投递了一篇通讯文章，详细说明了他们关注的问题；他们的文章发表在2007年11月出版的《自然—医学》期刊上。“我们鉴别出问题，我们与作者商谈，我们写信给期刊，期刊也刊印出我们的信。”巴格利说，“好了，我们认为这就是检查和校正工作应有的过程。”

　　然而，波蒂和尼温斯还在继续发表基于同样方法的论文。这让巴格利恼火。他很困惑：为什么杜克大学的团队能够让他们的预测模式有效工作，而他和库姆斯却不能。在杜克大学团队随后发表的论文中，巴格利发现了新的错误，并与发表论文的期刊《柳叶刀—肿瘤学》和《临床肿瘤学期刊》联系。这两份期刊均拒绝发表巴格利的来信，但刊出了涉及部分问题的修正。

　　《临床肿瘤学期刊》的发言人劳位·利文斯敦表示，期刊正在调查这篇通讯的处理过程，以便对整个情况进行评估。《柳叶刀—肿瘤学》拒绝对事件发表评论。

　　史蒂文·戈德曼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流行病学家和生物统计学家。两年前，他在巴格利有关这一事情的一次演讲中第一次听说此事，并对之产生了兴趣。“这是一件真正严重的事。”他说，他告诉巴格利，他们应该将相关事件发表在重要期刊上。

　　不久后，巴格利获知杜克大学正根据波蒂—尼温斯方法启动了3个临床试验项目并安排患者接受治疗。巴格利采取了另外一种措施：发表自己的论文。他和库姆斯在几个“重要的”生物学期刊上发表了他们对波蒂和尼温斯几篇论文的批评意见，但编辑认为这些文章太负面了。

　　之后，他们将论文投递到高水平的统计学期刊——《应用统计学年刊》，两周后，即2009年9月，期刊在网站上发表了他们的文章。在几周的时间里，杜克大学中止了这些临床试验，然而，大学的一个评估被授权后，2010年1月，这些试验又重新开始。直到2010年7月，波蒂被发现在其履历中有编造行为，杜克大学才再次停止了这些临床试验。

　　巴格利说，这一事件交织着两个棘手的问题：校正科学记录的困难和解读基因表达数据的困难，“我们的机制真的很难表明什么是对的，什么不是”。

　　莎莉·纳斯是美国医学研究院国家癌症论坛的负责人，她说：“未来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更好地避免这类问题？”7月中旬，《癌症通讯》报道了国家癌症论坛要求医学研究院同意其调查基于这些基因表达的临床试验。癌症生物学家们也担心，杜克大学的案例是否会给基因信号研究笼罩上阴影。密歇根大学从事肺癌分子遗传学研究的的大卫·比尔表示，杜克大学的这一事件“给学界带来伤害”，他希望事件不会弄污整个领域。

　　在波蒂被指控可能编造其履历之后，杜克医学院负责医学事务的副院长迈克尔·卡夫说，杜克大学宣布正计划启动一个针对临床试验的“全面的外部科学评估”。杜克大学也随后宣布将启动一个正式的调查，调查涉及波蒂博士履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