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问责规定不宜过多过细

　　 在就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进行说明时，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勇曾表示，“食品安全法自2009年颁布实施以来，食品安全形势总体稳中向好。但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监管体制、手段和制度等尚不能完全适应食品安全需要，法律责任偏轻、重典治乱威慑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为实现“最严格监管”，此次食品安全法修订，综合运用了民事、行政、刑事等手段，不但对违法生产经营者实行最严厉的处罚，对失职渎职的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也将实行最严肃的问责。

　　 修订草案对行政监管和相关人员建立了一整套问责机制，涉及的内容多达十数条。比如，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督、农业行政等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开除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其主要负责人还应当引咎辞职：（一）瞒报、谎报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二）查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和食品安全事故时收受贿赂；（三）参与、包庇或者纵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

　　 对于问责机制，北京大学法治与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刘兆彬认为，总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有些问题也值得考虑。

　　 首先是关于问责目的。刘兆彬指出，问责之根本目的是为了把事情做好，而不是为了问责而问责，更不是为了迎合舆论、安抚情绪而问责。“简单的问责容易造成政府包办一切，一出事就找政府，一找就问责了事，而没有对后续整改，提升管理水平做更多的细致工作。”

　　 同时，这一规定还存在其他问题。“比如，问责的主体、程序规定不清、操作性不强；规定的过多、过细，甚至是把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混淆、颠倒；对被问责者的救济渠道无明确规定。公职人员正当维权难，等等。”他说。

　　 刘兆彬建议，对相关行政机构问责内容重新考虑。他认为，可以用简洁、原则性条款规定之立法技术，然后由国务院单独制定行政机关人员食品安全问责管理规定，作出全面规范。由人大修订刑法，对相关食品安全刑事责任进一步细化。有关民事责任可由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作出规定。

　　 他表示，立法进程时间应该服从立法质量。“当年的食品安全法出台受三鹿奶粉事件影响，时间上有些急。本次修法机会来之不易，应当细细打磨，制定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的食品安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