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前史：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场上经历的生化迫害

　　注：本文可能引起您的不快感受，请在继续阅读前三思！

　　分析测试科学给我们的生活品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提升。越来越多的精密 仪器在保障我们的身体健康、食品安全、工业品品质等衣食住行，甚至航空航天等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科学又是一把双刃剑。对科学成果的负向利用，会造成对人类的巨大伤害！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分析测试百科网搜集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遭受的生物和化学实验以及生化战迫害的史料，用血淋淋的现实，呼吁分析测试界同行勿忘前史，警示后人。

　　因大量史料照片过于血腥残忍，分析测试百科网尽量不向读者展示那些过分令人发指的照片。

　　731部队

　　作为日军侵华发动化学战、生物战的“发动机”，731部队不可不提。其全称为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是日本侵略军细菌战制剂工厂的代号。这支魔鬼部队在中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研究中心，用普通民众做活人实验，残害中国人的生命。这支部队共设有4个专门进行细菌研究与实验的机构、4个支队，总人数达到3000余人。731部队组建伊始，就是一支名副其实的细菌特种战邪恶部队，它完全服从于、服务于战争，从1932年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骇人听闻的细菌战与人体活体实验等反人类的罪恶活动。

731部队老照片（史料）

　　活体解剖：一个代号为“马路大”的人体试验特别项目：受试验者均从中国的住民中抓来，也被称为“圆木” (丸太）。此项作业的要点是：必须保证解剖对象是绝对清醒的状态，也就是说，绝对不能麻醉。因为日本军医认为麻醉后的研究数据是不真实的。其解剖场景惨绝人寰。解剖时，那凄厉的惨叫声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此项工作也是731部队所有医师所必备的基础技能。

日军试验手术工具（实物照片）

731部队用活人做实验（史料照片）

　　手榴弹试验：将人在不同的距离和位置下进行手榴弹试验。

　　冻伤试验：用来测试人在不同温度下的抗寒程度。试验资料为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专业人员与驻蒙军团联合进行的一次野外冻伤试验的资料，题目为《极秘·驻蒙军冬季卫生研究成绩》，资料编成者为冬季卫生研究班，形成年代为昭和十六年三月（1941年3月）。

模拟场景

　　该资料是侵华日军细菌与毒气战研究所所长金成民，应日本横滨市立大学校长加藤佑三邀请，受平房区政府委派赴日讲学访问期间，多次单独或与日本友人一同赴东京神田等地的图书馆及资料馆查阅资料，在一资料室内，发现这部保存较好的资料。

　　火焰喷射器实验：731部队将试验者关在废弃装甲车内，用火焰喷射器烤之，以测验火焰喷射器威力。但这实验是毫无意义的，没有装甲车会待在原地让你烤，纯粹“娱乐”罢了。

　　鼠疫实验：将鼠疫杆菌注入试验者体内，观察其反应。这种方法也应用在了被日本军队在边境抓住的苏联战俘身上。开发落叶剂和细菌弹：其中最突出的“成果”是石井炸弹，美军后来在越南使用的菠萝弹也是该弹的改进型。石井炸弹为陶瓷外壳，内装携细菌的跳瘙。石井四郎还有一项发明是石井滤水器。以解决士兵在野外作战的污水处理为饮水的问题，算是731部队唯一有用处的发明了。

　　无麻醉拔牙：目的是测试伤员在未麻醉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忍受拔牙手术，实验结果是无人能够忍受，但如果已经严重松动的牙齿则另当别论。

　　人与马血互换：将身体强壮的人血液抽去大部，此时人全身痉挛，几名军医都无法完全按住。立即输入马匹血液，并观察人的表现，结果身体排异性明显，人全部死亡。

　　病菌对胎儿的影响：让女人怀孕后感染病菌，待胎儿成形后进行活体解剖，观察胎儿的状态。

　　人畜杂交：强迫女人与马匹或狼青（一种犬）交配，研究所谓劣等民族的优化办法。

　　人体四肢互换：将两个人分别截肢后通过手术互换四肢，如果试验成功则对于恢复伤残日军士兵的战斗力有极大意义，但试验失败，因为接上的四肢并没有恢复生命的迹象。

　　真空实验：为了在活人身上进行真空环境实验，第731部队内设有一个测量在高空中人体抵抗力限度的气压实验室，以确定人体各器官在高气压中忍耐的限度。这些实验和希特勒匪徒拉希尔所做的实验完全相同。纽伦堡国际法庭曾称这种实验是希特勒匪徒们进行的最残酷最不人道的一种实验。因为活人在密封的气压室内，不长时间，眼球就鼓了出来，人也随之憋死，其痛苦不堪想象。

　　其他人体试验：人类所能想到的各种惨无人道的试验，尤其是那些可用于大量杀伤敌人，医治自己人的项目，731部队的官兵们竭尽所能都做过了。因为他们清楚，这些试验在和平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但为了天皇的所谓圣战，他们并没有任何罪恶感，唯一让他们感到不忍的是那些动物们（比如；白鼠）。战后，他们为那些动物树立了一块纪念碑。那些惨死的数万名人们甚至连骨灰都没有留下，他们的待遇连动物都不如。

吉林细菌战（史料照片）

　　731研发的生化武器--芥子气

　　731部队用的一种生化武器叫芥子气，是一种毒害作用巨大的化学战剂，用于制造毒气弹，芥子气是一种液态糜烂性毒剂，侵入人体会引起全身中毒。芥子气接触人体的皮肤、眼、呼吸道、消化道引起不同程度的损伤，较大剂量芥子气经皮肤、呼吸道、消化道吸收后可致全身吸收中毒，因此芥子气中毒的临床表现呈多种多样。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已确认其为致癌物。

遭受日军投放毒气弹伤害的中国民众照片（史料）

731部队使用过的防毒面具（实物）

　　芥子气被称为糜烂性化学剂，是因为芥子气是一种烷化剂，吸收后一部分经体内代谢转变为无毒或低毒物质，一部分与体内多种成分如DNA、蛋白质、酶等起烷化反应，引起细胞死亡、组织炎症等问题。大鼠静脉半数致死量为0.7 mg/kg，吸入2分钟，半数致死量为420mg/m3，吸入10分钟，半数致死量为100 mg/m3。兔经皮静脉注射20 mg/kg，产生急性毒性。人体中毒后，淋巴器官萎缩，骨髓造血组织破坏，造血细胞减少或消失，严重情况下中枢神经系统会出现“中毒性脑病”情况。

　　731研发的生化武器--细菌战

　　为了制造各种细菌武器，731部队分别对鼠疫、霍乱、伤寒、炭疽、结核等至少50 种细菌开展实验和研究。为了尽快得到研究数据和更直接观察“实验”效果，他们竟践踏一切人类准则，强制使用大批中国人、苏联人和朝鲜人进行活体实验。他们用尽各种方法包括用活人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实验，被实验者无一不被残害致死，肢解尸体，焚化灭迹。他们肢解人体各部位的器官，制成标本，浸泡在标本瓶里，供教学研究使用。

　　据不完全统计，731部队仅在1937－1942年间就生产了1700余枚细菌炸弹，其中包括用于污染土壤的炸弹，用于播撒细菌云雾的炸弹，以及通过创口感染造成伤亡的碎片弹药等。一位前731部队的日军战犯供述道，自己当年在731部队的工作就是通过培养带有致病菌的跳蚤和老鼠来制造细菌武器。当时遵守 的规则是“不准看、不准说、不准告诉别人”。如果有人想要擅自脱离731部队的话，他就会被日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将中国人关进密封空间做毒气实验（模拟场景）

　　日寇在战场上滥用毒气。1940年8月至12月，在八路军进行的"百团大战"中，日寇就曾施放11次之多，使我一万余名官兵中毒。同年8月，在山东峄县朱沟战斗中，日军使用了"窒息性"和"刺激性"气体为装料的毒气弹，使我350余名官兵及许多村民中毒身亡。1941年10月中旬，在湖北的宜昌战斗中，日军除使用了毒气炮弹外，还使用了毒剂炸弹，造成1600人中毒，其中600人死亡。

　　原日本陆军独立混成第10旅团迫击炮大队长阿贺惠，就曾命令部下使用毒所弹。他在《滥用毒瓦斯弹》一文中写道：1940年5月，在山东泰安县红山战斗中，为了达到侵略中国战果，在我指挥下，连续向抗日军阵地发射毒气弹。20分钟后，我去察看，见300名抗日军倒在地上，有的面孔完全变成紫色，口里吐出来污物和黑血，有的还没有死，吐着白沫。这300名抗日军大部分中毒身亡。

　　原日军第137师团第375联队大佐联队长船木健次郎供认，1941年9月，曾命令部下在河北省宛一县杜家庄施放毒气，伤害学生和居民400多人。

　　鼠疫

　　鼠疫是鼠疫杆菌借鼠蚤传播为主的烈性传染病，系广泛流行于野生啮齿动物间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临床上表现为发热、严重毒血症症状、淋巴结肿大、肺炎、出血倾向等。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细菌的杀伤力，731部队不断地研究细菌的最佳传播途径，最终发现跳蚤是最佳媒介物。当跳蚤被感染上细菌后，每个跳蚤便成为了流动的“小型细菌传染源”。染菌的跳蚤无论对人或牲畜进行攻击都非常可能造成细菌的大面积蔓延。

　　为了大量生产染菌跳蚤，731部队专门成立了昆虫班。染菌跳蚤的生产过程比较复杂，首先，用普通老鼠的血液饲养大量的跳蚤，然后将染有鼠疫菌的黄鼠放入饲养跳蚤的容器内，因为黄鼠是一种保菌动物，所以它在短时间内不会因感染上鼠疫菌而死亡。一段时间后，吸食了大量含有鼠疫菌的黄鼠血液的跳蚤就成为了一个个小型细菌传染源。最后把这类染菌跳蚤投撒于战区，便可以大规模地实施细菌战。

　　霍乱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所引起的。O1和O139这两种霍乱弧菌的血清型能够引起疾病暴发。大多数的疾病暴发由O1型霍乱弧菌引起，而1992年首次在孟加拉国确定的O139型仅限于东南亚一带。非O1非O139霍乱弧菌可引起轻度腹泻，但不会造成疾病流行。最近，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地区发现了新的变异菌株。据观察认为，这些菌株可引起更为严重的霍乱疾病，死亡率更高。 霍乱弧菌存在于水中，最常见的感染原因是食用被患者粪便污染过的水。霍乱弧菌能产生霍乱毒素，造成分泌性腹泻，即使不再进食也会不断腹泻，洗米水状的粪便是霍乱的特征。

　　炭疽

　　炭疽是由炭疽杆菌所致，一种人畜共患的急性传染病。人因接触病畜及其产品及食用病畜的肉类而发生感染。临床上主要表现为皮肤坏死、溃疡、焦痂和周围组织广泛水肿及毒血症症状，皮下及浆膜下结缔组织出血性浸润；血液凝固不良，呈煤焦油样，偶可引致肺、肠和脑膜的急性感染，并可伴发败血症。

　　731林口支部长榊原秀夫曾坦白其罪行：

　　“为准备细菌战，我命令第一课长细矢少佐实施细菌的保存培养工作”，以当时的生产量，“如撒在中苏国境的东部地面，不但可以毁灭大量的苏联军队，同时亦达到足够毁灭中苏两国和平人民的用量”。

　　1945年3月上旬，“把在支部保存培养着的伤寒菌、A型副伤寒菌的试验管2只，带到第731部队第一部毒力检定班”，“在井里放入一两个试验管，便可以达到屠杀的目的”。“我因实验这种效能，杀害了4名中国的爱国人民。”

　　1945年4月，“我参加了在黑龙江省安达的杀人实验”，“4名中国爱国者”“被绑在安达演习场柱子上。”“一架轻（型）轰炸机投下的陶器炸弹在50米的空中爆炸。”“我穿上了全套预防衣从五六百米的距离观看了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这个炸弹是填着可怕的炭疽菌的炸弹。让他们从鼻咽腔吸进绝对没有生存希望的肺炭疽，或因破片让他们发生皮肤炭疽，我也参加了这种罪行。”

　　731部队为了准备细菌战，丧心病狂地研究制造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班疹伤寒等数十种传染病菌，其生产能力之大，数量之多骇人听闻。731部队每年可以生产3000公斤的纯细菌。而每135克的纯细菌就可以使400平方公里之内的所有水源遭到污染，因此年产3000公斤纯细菌的伤害力之惊人有多么可怕。1945年上半年，为了准备传播鼠疫，仅驻在我黑龙江省的日军，就向731部队上缴了56000只老鼠。

　　日军细菌部队曾组织远征队在中国各地实施细菌战。1941年，日军731部队和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密切配合，在我湖南常德地区投撒鼠疫菌。

　　活体实验是日军的另一大暴行。日军为准备细菌战，野蛮地用中国战俘和平民进行活体实验，仅死于731部队活体实验的就达3000多人。

　　除了731部队，日军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还有一支鲜为人知的部队，即关东军陆军化学研究所516部队。正是这支部队进行了大量化学武器的研究、实验、研制和生产，使得日军在战场上大规模、频繁地使用化学武器，给中国军民造成巨大伤害。

日军天坛部队（亦有史料称其为华北北支1855部队）照片（史料）

日军天坛部队照片（亦有史料称其为华北北支1855部队）（史料）

　　除了731部队，日军对华生化战部队还有设在东北的关东军100部队、设在北京的1855部队、设在南京的“荣”字1644部队、设在广州的“波”字8604部队、设在长春的“大陆研究院”。这些细菌战部队和细菌战研究机关研究、制造细菌武器，用细菌武器进攻中国部队，屠杀中国人民。

　　骇人听闻的生化战

　　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生化战创伤。分析测试百科网仅摘取部分史实如下。

日军细菌战图片（史料）

　　浙江数万人死亡

　　1939年六、七月份，萧山、绍兴就受到细菌武器的攻击，一直到抗战胜利，细菌疫魔一直在浙江广大地区肆虐。日军731部队和荣字1644部队是在浙江进行细菌武器攻击的主力。全省有8个市，约30个县受到细菌武器的攻击。据不完全统计，鼠疫、炭疽、霍乱、伤寒(副伤寒)、白喉、痢疾等细菌武器在浙江造成死亡人数约6万人，受伤达数十万人。

　　1940年7月，日军满洲731部队和“荣”字1644部队派出飞机来到宁波投洒毒菌，共投下伤寒菌液70千克，霍乱菌液50千克及沾染鼠疫菌的跳蚤5千克。浙江是日军进行细菌战的重点地区，日军731部队持续5个月，在浙江地区投下大量带菌毒物，使浙江地区流行鼠疫。1941年春天，日军满洲731部队又在湖南常德，投下带有鼠疫菌的毒物，使鼠疫在常德地区流行，几千人丧生。

　　杨银花，衢州市柯城区新新街道东埂村人。“小时候家里穷没条件看医生，痒得受不了就用手抓，抓的流血流脓。现在条件好，还常有人过来给我们免费医治，但左脚总好不彻底，走路还是拐杖不离身。”（9月8日摄）在浙江衢州，仍然生活着200多名身受“烂脚病”折磨的老人，他们都是半个多世纪前日本侵华战争中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和真实见证人。他们忘不了1940年10月4日，这天上午9时许，日军“731”部队首选在设有军用机场的浙江衢州，空投下大量带有鼠疫等病菌的麦粒、小米、棉花、跳蚤，罪恶的细菌战悄然开始了。随后，衢州所在的浙赣铁路沿线地区出现了很多“烂脚病”病人。据受害者回忆，“开始时腿上发痒，抓破了就烂了流脓，时好时坏一直到现在。”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皮肤病学教授迈克尔·弗兰兹布劳2005年在当地实地调查时判断，这些“烂脚病人”极可能是日本散布炭疽、鼻疽病菌的受害者。日本最高法院在2007年作出的终审裁决中，承认了日军在浙江、湖南等地实施细菌战的事实，但是驳回了中国原告的索赔要求。在日军的细菌战中，衢州受灾严重！统计显示，当年衢州地区被确诊的鼠疫病人有37人，死亡35人，死亡率95%。而1940年至1948年，衢州地区累计染鼠疫发病30余万人，死亡4万余人。此外还有大量的“烂脚病”患者，他们从战争中幸存下来，却在终生遭受着病痛的折磨。

杨银花老人

　　鲁西细菌战史实

　　1943年夏季，鲁西地区大旱。当年8月，鲁西地区迎来了大雨，十几天的大雨，让鲁西地区的卫河、漳河、滏阳河、滹沱河等河流水位暴涨。就在这个时候，驻扎在临清的日军掘堤放水，洪水淹没了村庄和农田。令人费解的是，洪水所到之处，瘟疫（霍乱）横行。许多村庄一夜之间就会死亡上百人，尸横遍野。“早死有人埋、晚死无人抬”的悲惨景象在鲁西地区上演。从8月下旬到10月下旬，仅鲁西北18县就有20万以上中国和平居民死亡。

　　一手发动鲁西细菌战的罪魁祸首就是臭名昭著的冈村宁次、石井四郎，直接指挥者为细川忠康。日军用飞机将霍乱菌撒向卫河流域，然后掘堤传播。鲁西细菌战是日军高层的核心机密，知情者并不多，日军投降时，又极力销赃灭迹，因此，这个惊天黑幕一直掩盖了半个多世纪。

　　据日本军方秘密统计，该霍乱瘟疫波及鲁西地区24个县，中国平民死亡42.7万余人，再加上其他地区的间接受害者，死亡同胞不计其数。

　　另据《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记载:“鲁西北……出现了大面积的灾荒，冠县、堂邑公路两侧、马颊河两岸约1500公里的土地上，形成了涉及莘县、冠县、聊城、堂邑4个县10余个区1000多个村庄的40万人口死亡的‘无人区’。”

　　日寇日军战俘林茂美交代说，“昭和十八秋鲁西作战”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和日军细菌战最高权威石井四郎亲自指挥。实施作战的是十二军第五十九师团，由师团长细川忠康具体部署。林茂美还供述:“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于1943年8月至9月间，在山东省馆陶、南馆陶、临清等地散布过一次霍乱菌。当时散布在卫河，再把河堤掘开，使水流入各地，以便迅速蔓延……细菌是我交给第四十四大队军医中尉柿添忍，再派人散布的。”

　　日军战俘菊池义邦也交代：“我作为第一大队机关枪分队长参加了此次行动，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实施了最为野蛮的细菌战，现承认这一罪行，并表示认罪。”

　　1938年4月15日，日军在围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时，在山西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武乡西营惨案。他们大肆杀戮平民226人。当70多名百姓逃入一个山洞躲避时，“倭寇发觉后，不敢进去，竟将毒瓦斯注入，把他们熏死在里面。”

　　1941年9月30日，中国军队2个军共6个师与日军第13师团在湖北宜昌展开激战。日军先后4次大规模使用了化学武器，造成中国军队和居民大量伤亡。

　　1942年5月27日，日军第101师团163联队的2000名士兵包围河北北疃村，堵塞了通往村外的地道，并向地道内放毒，造成地道内800多名军民全部死亡，史称“北疃惨案”。

　　日本侵华战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战争史上使用化学武器最频繁、最广泛、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化学战。其中有确切时间、地点及造成伤害情况记录的就多达1241例，使用地点遍及中国的18个省区。哈尔滨公布了一批日军细菌战部队往来公文及命令文件。这些档案资料形成的时间从1929年到1943年，主要包括“七三一”部队设立前后日本内阁、陆军省、关东军的命令文件，以及部队简历、作战命令等往来公文。部分文件涉及诺门罕细菌战、浙江细菌战等有关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的内容，以及“七三一”部队主要成员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个人信息。从这些档案资料中可以得出，陆军军医学校、七三一部队、一〇〇部队、各防疫给水部都是日本细菌战和人体实验体系的组成部分。据了解，从1939年开始，日军细菌部队先后在内蒙古诺门罕、浙江宁波衢州、湖南常德、云南西部地区等实施细菌攻击，致使疫病大流行，因细菌战死亡的人数在200万人以上。

　　日本学者粟屋宪太郎、吉见义明、松野城曾在他们编撰的《毒气战相关资料》和《毒气战相关资料Ⅱ》等侵华战争绝密资料集中，也比较系统详细地记录了侵华日军在中国运进、储存、使用化学武器的事实。

　　1941年底，日军大本营至少向中国战场的日军补给了各类毒剂炮弹45万枚，毒剂航弹7700枚，毒烟筒约100万枚，以及散装毒剂68吨；1941年以后，又源源不断地向中国战场补给了大量的化学武器，总数达到数百万枚。该资料还记述了时任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要求各作战部队在使用化学武器时“尽量与烟幕混用，严密隐匿使用毒气之事实，切勿留下痕迹”的作战命令。

　　从已有资料看，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使用生化武器的情况大体有三种：一是在大规模战役中使用生化武器作为达到军事目的的手段。如1938年的武汉作战、1940年的宜昌作战等。由于这种战役规模比较大，日军有计划使用生化武器，甚至在作战中进行生化武器实验，所以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包括准备和实际使用的生化武器的种类和数量等。二是在一般性作战中或者是在较小规模的战斗中，日军根据情况机动地使用化学武器。这种情况比较复杂，也有偶然留下记录，多数没有具体记载。不过，战后中日两国关于在战争中使用毒瓦斯的回忆相当多，中国方面的资料集中体现在名为《细菌战和毒气战》资料集中；日本方面的证言在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出版的战犯回忆中也多有体现。第三种情况是针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作为迫害手段。日军对当时抗日力量所控制的地区进行扫荡时，经常使用化学武器对掩藏在地道中的和平居民进行攻击，日本方面的文件中对此有所记载。

731部队的细菌炸弹（石井炸弹，实物）

　　生化战遗害无穷

　　日本战败后，为掩盖其在中国所犯罪行，日军将大量未使用以及来不及带走的化学武器秘密掩埋或丢弃在山间密林、江河湖泊、海港滩涂，甚至居民区中，其中我东北三省是日本遗留在华化学武器的重灾区。据吉林省档案馆相关资料记载，解放初期，仅吉林省敦化地区在清理日本遗留在华化学武器过程中就先后有800多人中毒。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日本政府对遗弃在中国的大量化学武器并不承认。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国际上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进入实质阶段，我国国力增强，政府开始着手解决日本遗留在华化学武器问题，军队有关部门也通过收集历史资料和进行实地调查，了解掌握了大量日本遗留在华化学武器的埋藏情况。经过多次艰苦的外交谈判，在不容争辩的事实面前，日方不得不承认这些埋藏几十年的罪证就是日军当年战败时遗弃的化学武器。

　　此后，又陆续在我国18个省、市、自治区90余处发现了日本遗留在华化学武器。

　　由于日方至今未向中方提供有关日本遗留在华化学武器埋藏和丢弃的具体地点和数量的资料，长期以来，日本遗留在华化学武器在中国造成的毒害仍在继续。

　　2003年8月，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42人中毒，1人死亡；2004年6月，吉林省敦化市莲花泡林场2名儿童中毒；2005年6月，广东省广州市3名居民中毒；2005年8月吉林省集安市日本遗留在华化学武器中毒事件，造成1名居民中毒；2009年8月，天津5人中毒；2013年11月，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一码头在建设施工过程中发现大量废旧炮弹，经过中日双方4个多月的挖掘和鉴别作业，共发现日本遗留在华化学武器1000余枚，严重影响了码头的建设；2014年2月20日，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一仓库在施工时发现数枚日本遗留在华化学武器，随后中日双方对该处埋藏日本遗留在华化学武器进行了调查作业，挖掘回收工作一直持续至今仍未结束。

　　据不完全统计，战后至今70年里，已有超过2000人受到日本遗留在华化学武器的伤害，并且这些化学毒剂给受害者所造成的伤害是终身无法治愈的。而那些尚未被发现的日本遗留在华化学武器因为已在地下埋藏了70多年，锈蚀严重，仍然严重威胁着中国人民的生命和环境安全。其处理和销毁比现有库存化学武器的处理和销毁难度更大、更危险。

　　分析科学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善，同时，对科学技术的恶意使用，也会带给我们巨大的创伤。前史提醒我们：谨慎使用科学技术，把能力关进笼子里！

　　本文由分析测试百科网根据相关史料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