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新闻》：40亿砸向流感重大专项

　　2009年5月20日，媒体报道甲型H1N1流感病毒在全世界确诊的感染者突破1万人。

　　与此同时，一场事关40亿元资金的防治流感重大国家专项的论证会也在北京某宾馆紧急进行中，专项何时发布，不得而知。

　　此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5月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将投入50亿元防控甲型H1N1流感，同时要求地方政府也要进行相应的资金投入。

　　如果按照通常的发达地区一比一匹配、欠发达地区由中央财政买单的原则，加上地方政府的投入，全国预防甲型H1N1流感的资金投入总数有望达到七八十亿元。

　　目前，《科学新闻》尚无法获知这次甲型H1N1流感防治专项经费分布的梗概，所咨询的大多数与流感病毒或者传染病防治相关的科研人员及其机构均不知道本领域相关经费的分配计划，也没有一个研究人员表示已经有研究经费到账。

　　但一位从事传染病研究的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在50亿元流感防控资金中，国家将启动40亿元的重大专项。而该专项的具体分配，仍在论证过程中。

 

　　医药重大专项之惑

　　为一种传染病设立重大专项，在中国的科研环境中并不多见。

　　在2003年的SARS防治中，中央财政建立了20亿元防治基金，而地方财政投入也达到数十亿。但当时并未设立重大专项。

　　与常规的传染病防治项目相比，所谓大专项可能会聚焦于某几个关键领域，在一定时间内集中资金力求取得突破。

　　从2008年开始，中国开始陆续启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确定的16个科技重大专项。

　　新华社2008年11月报道称，到2020年，国家9个民口重大科技专项预计共投入69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2000多亿元。这9个民口专项中，涉及医药卫生领域的是“重大新药创制”和“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两项。

　　其中，“重大新药创制”专项2009年5月5日在北京正式启动实施，“十一五”(2006-2010)期间已确定970项课题，课题经费53亿元人民币，共设置创新药物研究开发、药物大品种技术改造、创新药物研究开发技术平台建设、企业新药物孵化基地建设和新药研究开发关键技术研究等5个项目。但该专项主要针对癌症、心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糖尿病和精神健康等10种疾病，并未涉及流感的项目。

　　而“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虽然使用了“等重大传染病”字样，但是该专项主要针对艾滋病、病毒性肝炎和结核病，计划开发针对这些疾病防治的关键技术平台、临床科研网络与应用中医药防治的方法与路线，此外也涵盖了重大传染病规模化现场流行病学和干预研究以及传染病防治综合示范区等内容。在有关“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的多个招标文件中，通篇没有提到“流感”二字。

　　目前，上述两个重大专项的已中标课题组和所获研究经费等信息仍未对外公布。

　　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员高福告诉《科学新闻》，其实2008年组织实施的“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是包括流感研究的，“只是仅仅占了很少的一部分”。

　　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流感病毒研究人员，高福曾于2005年7月6日在Science杂志发表《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对迁徙鸟类的感染》一文[1]，在学界引起广泛注意。

 

　　40亿元流感重大专项?

　　在中央政府宣布将投入50亿元，防治新出现的甲型H1N1流感之后，很多一线研究人员并不清楚这50亿元可能的流向。

　　南开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饶子和是“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艾滋病致病及免疫保护机理研究”项目的学术委员会主任，但这位病毒分子结构方面的顶尖专家告诉《科学新闻》，他对于目前的50亿元流感专项资金去向毫不知情。

　　《科学新闻》所咨询的大多数与流感病毒或者传染病防治相关的科研人员及其机构均不知道本领域相关经费的分配计划。

　　上述消息灵通人士也表示，该专项的具体分配仍在论证过程中。

　　“初步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次40亿元国家重大专项资金中有3个亿来做基于监测网络的传染病的预报预警。其中包括14个传染病检测网络实验室的建设，每个实验室还会带上5~10个哨点医院。这14个实验室把每天检测5大症候群的数据送到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然后再通过应急决策系统，作出预报预警。”该人士说。

　　5月19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告诉《科学新闻》，联防联控机制专家将在5月20日讨论有关专项的具体论证。但他拒绝透露细节，“我只管专项论证与应对策略，不负责经费安排”。

　　不过，此次流感国家重大专项是仅仅针对此次甲型H1N1流感病毒传播，还是针对各类流感病毒甚至其他传染病，是否会纳入已有的“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目前不得而知。

　　世界各国已经重兵布防甲型H1N1流感，但到5月20日为止，中国出现的5例确诊的感染该病的患者情况均不严重，且均为境外输入性感染。

　　从目前的病例统计看，甲型H1N1流感致死率不算高，全世界仅为1.2%左右。但科学家们担心，它可能与其他更加致命的毒株——如H5N1禽流感病毒——重组而形成更加致命的病毒。

　　而且，甲型H1N1流感的传播能力已经无法让人安心。香港大学管轶在接受《科学新闻》采访时认为，甲型H1N1流感的传染能力非常强。“传染性要看趋势。SARS传染性算比较强的，最后总病例只有8000多例。甲型H1N1流感从4月24日开始到现在，不到一个月确诊病例就超过1万，但实际病例可能在10万以上，所以你不能说它传染性不强。”

　　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某疫苗公司研发人员则指出，其实相比季节性流感，甲型H1N1流感的患者人数和死亡数量都少得多，而后者在中国从来没有得到重视，疫苗接种率很低。

　　“不排除WHO和有关专家这次有借着甲型H1N1流感这种新病毒炒作的可能性。”她说。

　　但这位研发人员强调，如果从呼吁有关部门和公众更加关注流感的角度，就算真的是炒作也不过分。“实际上我们关于流感病毒的很多方面，从基础科研上的病毒致病机制到公共卫生上的预防接种策略和经济评估，都缺乏充分的了解，如果设立流感防治重大专项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不论这个专项是否是对流感病毒研究欠账的一次“大清算”，不言而喻的是，设立成重大专项后的钱该怎么花，如何才能更合理和更有效率地利用资金才是专项成败的关键。

 

　　基础科研与公共卫生的博弈

　　目前，《科学新闻》尚不清楚有关“流感防治重大国家专项”正式名称中是否包含“科技”二字。如果包含，则意味着这可能是一项针对流感病毒的国家科研攻关计划。

　　而如果“专项”名称中不包含“科技”二字，则流行病监控防治等公共卫生活动则可能是项目的主要内容。

　　“这次新流感的经费，搞基础研究的人员很难拿到了。”高福话语中带着焦虑。

　　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黄建始在接受《科学新闻》采访时则一再提到，“我们欠公共卫生的债太多了。”

　　黄建始同时还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卫生部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委员会委员。他谈到，“2004年我就发表文章认为，现在中国的公共卫生应急防护战略、策略应该以传统的公共卫生及非高科技手段为主，而不能依赖高科技手段，如疫苗。”

　　管轶也持有类似观点，“不要像SARS期间，千家万户都在赶制疫苗、千家万户都在填补空白、千家万户都走在世界前列，但是这对疾病的控制有用吗?”

　　一窝蜂式的研究方式确实不可取，但或许没有人会否认，流感的基础研究不可或缺。高福就指出，在猪源流感病毒的基础研究领域，“我们一两年前就已经在做了，这项工作还算挺成功的”。

　　尽管流感病毒是不断变异的，但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刘迎芳告诉《科学新闻》，病毒突变只是一部分，如果以前疫苗针对的正好是突变的位点，就没有用;如果针对的是没有突变的位点，就还有用。

　　谈到SARS期间的基础研究，刘迎芳认为，虽然SARS病毒很快就过去了，但并不代表以后不会再发生。疫苗研究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之后如果再来很快就能启动。“流感是年年有，它有可能转变为季节性流感，而且它再发生的几率会高于SARS，虽然病毒会变异，但并不代表现在开发的疫苗到时候完全没有用。作为一个国家，疫苗还是要有所研制和储备的。”

　　中科院微生物所科技处处长杨怀义也介绍说，微生物所正在与其他研究所联合创建P3实验室。微生物所与生物局等单位合作建立了“中国科学院甲型H1N1流感信息平台”，而这些工作都是在没有专项经费支持下进行的。

　　“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其实是距离很短的。”高福说。

 

　　从SARS到甲型H1N1流感花钱的学问

　　不论防控甲型H1N1流感偏重公共卫生还是基础科研，也不论流感防治重大专项如何立项，各受访人士均表示，国家防控资金的透明使用、公平竞争和合理分配都是重中之重。

　　管轶说，“类似SARS期间的科研经费、财政拨款等都没有做到公正、透明，让媒体、让大众监督。”

　　记者发现，科技部官方网站找不到SARS期间的科研项目统计数据。“863”项目虽然发布了SARS的科研项目列表，但经费数目和使用情况也无迹可循。

　　《科学新闻》多方采访，也不能获知国家在SARS期间投入了多少科研经费。

　　即使是一些获得了经费的研究人员，也遇到了难题。从事禽流感病毒研究的刘迎芳与饶子和一起发表了两篇《自然》杂志论文[2-3]，但他说，“拿到的是几十万，已经做了3年多，花的钱远远超过拿到的。而随后就没有了专项经费，所以很想申请到猪流感的经费，但目前还没有头绪。”

　　“我很想参与(目前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研究)。可能现在主要还是应急，做马上就能用上的，我这方面还没听说什么消息，”刘迎芳说。

　　从SARS到甲型H1N1流感，中国在公共卫生和科研经费的投入上已经成倍增长。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从2003年底开始，突发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体系建设正式启动，总投资达到了114亿元，共支持2306个项目建设，3年完成。

　　2003～2005年，中央财政又安排了公共卫生专项资金92亿元。2006年，中央财政安排公共卫生专项资金51亿元。

　　相比SARS的措手不及，这次中央财政投入50亿元防控甲型H1N1流感的决定可谓迅速及时。但是管轶还指出，钱要用在刀刃上，还要有前瞻性。

　　“我们现在来看，病毒已经在美国扩散了。可美国政府和CDC(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多低调，为什么它们这么沉默?这里面是因为它们非常科学地评估了，病毒的病死率不那么高，而且对他们来讲已经错过了控制这个病的最好时段，如果要把病完全扼杀住，成本会非常高，天文数字，也是一个不可能的方法，所以采取疏导的办法，进行监控，这个社会成本是最低的。”管轶说。

　　参考文献：

　　[1]Science, 2005, 309, 1206

　　[2]Nature, 2009, 458, 909-913

　　[3]Nature, 2008, 454, 1123-1126

 

　　科研进行时

　　2009年5月17日，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国家流感中心成功分离获得中国内地第一株甲型H1N1流感病毒，并于次日凌晨完成了该病毒全基因组的序列测定。这项工作为今后开展诊断试剂、疫苗、分子流行病学、传播机制等各项相关工作提供了基础。

　　在病毒检测方面，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研究所在2009年5月7日研制出甲型H1N1流感病毒检测芯片，可同时对12个样品进行快速、灵敏、特异性检测，包括当前流行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且5小时内便可获得检测结果。

　　药物研发方面，中国自主研发的注射剂“帕拉米韦三水合物”为抗病毒一类新药，2008年6月被SFDA批准进行临床试验。目前已完成了I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Ⅱ期临床试验。据悉，中科院的相关研究所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中科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生物医学处处长王丽萍介绍说，中科院已经在疫情预警评估、快速诊断检测、药物储备和筛选、病毒溯源和跨种传播、疫苗研发、国际国内组织及企业合作、信息和科普宣传等方面进行了部署，其中涉及中科院微生物所、动物所、基因组所、生物物理所、武汉病毒所、上海药物所等多家机构。

　　继加拿大、美国等国的研究机构完成对甲型H1N1流感病毒样本的基因测序工作之后，中科院北京基因组所也于5月10日完成由武汉病毒研究所提供的“猪源性H1N1型流感病毒”样本的全基因组测序和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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