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背后的复杂博弈：改变难度不见得低于造芯

　　7月5日，现实主义题材《我不是药神》提前上映，被认为“既叫好、又叫座”，将成为今年的一部现象级电影作品。剧中，徐峥饰演的“小人物”在一群癌症患者的恳求下，成为不合法的印度产救命药的总代，从最初“只为赚钱”到后来“为民请命”，在法律、人情和伦理的漩涡中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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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药神》有原型，就是2015年轰动一时的“陆勇案”。这个案子把一个巨大的“黑洞”暴露在公众面前，众多家庭被昂贵的医药费用拖垮，毫无尊严和体面。没钱就等死。这个赤裸裸的等式，让绝大部分人感同身受，以及不寒而栗。不确定性始终存在，人们小心翼翼地活着，不敢奢侈，不敢懈怠，对个体未来不能不保持一份危机感。

　　《我不是药神》给了大家一个温情的结尾，主人公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也获得了法律的宽宥，同时也得到了世人的尊重。但电影只有120分钟，现实中的博弈更加惟危、惟微。

　　但凡沉重，都源于结构性的困境。

　　陆勇们错了吗？对那些吃不起天价救命药的患者而言，能够搞到仿制药的代购者就是他们的“救世主”。电影里的“药神”亏本为大家代购，原型里的“药侠”平价为大家代购，如此大家在道德感上会舒适一些。可是，如果有人把代购做成了“营利”，难道在逻辑上就一无是处了吗？

　　那些动辄一年数十万的救命药是“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吗？须知道，患者之所以能用几十万元人民币吃到救命药，是因为第一颗药花费了数十亿美元。不高价售出，就不能抹掉成本并获得利润，谁还会有动力去研制救命药。比天价药更糟糕的，是没有天价药。

　　国内药企怎么就仿制不出救命药呢？部分原因是中国加入WTO导致的医药ZL壁垒，不能像印度那样“动辄”强制ZL特许。事实上，外国企业向来强烈抵制印度仿制药的外溢。但中国仿制药不行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整个产业链环环掣肘，从原料到辅料，从临床到审评，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掉链子了，改变非一朝一夕之事，难度不见得就低于芯片。

　　政府重视不够吗？过去三年，政府一直在推进卫生改革，通过医药谈判来降低进口药的价格，并且也实现了多种救命药的降价。今年5月1日起，我国实际进口的全部抗癌药实现了零关税，几乎涵盖了癌症患者常用的全部进口化疗药、靶向药、生物制药等药物。同时政府对进口抗癌药品，减按3%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

　　尽管如此，最直接的减负，将各种天价救命药纳入医保的可能性为零，因为财政无法负担，特别是经济增长放缓之后。这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世界性的问题。从长期来看，医疗开支将不断增长，对各国的福利制度形成挑战。商业保险是个市场解决办法，但国人的保险意识远不如理财意识。当然，收入也是一条预算线，影响着人们的保险选择。

　　《我不是药神》撞开了一个沉重的现实主义话题，这样有质感的话题，本身就在为改变蓄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