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谨慎对待核电“小跃进”的风险

　　 在国外生活，人们免不得要向银行等信用单位贷款或还款，因此就有信用记录。信用记录的评价标准是，有多少次信贷行为，涉及多少金额，违约次数又有多少。次数多、额度大而又从不违约的信贷行为，被称为有“良好”信用记录。如果你从未和信用单位发生信贷活动，或者只向银行申请了一次小额贷款，到期又如数归还，都不能被称为有“良好”的信用记录。前者是因为没有发生贷款行为，后者则因为贷款次数、金额太少的缘故。

　　笔者所知道的事实是，在国际上通行的所谓“良好”的核安全记录，其适用的量化标准，是和银行信贷一样适用的标准。

　　拿中国已建成并正在运行的17座核电站来说，其平均运行年数约为5年，总体安全运行记录约为85堆年。

　　笔者目前拿不到中国核电安全运行堆年的真实数据，这是“猜”的，但大约总小于100堆年。而国外许多核电先进国家，其核电站差不多已运行了1000堆年或2000堆年。与国外相比，中国核电站的安全运行年数至少相差了10～20倍。截止到2011年，法国核电站已运行了1519堆年，从未发生重大核事故。而日本核电站也是在运行了1441堆年后才发生了福岛核电站事故。以此类推，两国核安全的信用记录要远好于中国。

　　目前，国际市场对中国的核电项目很感兴趣，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核电的售价比其他国家低廉很多。事实上，据笔者所知，我国核电领域的几大集团公司虽然都在力争将中国核电项目更好地推向国际市场，却很难成功。追究根源，国际市场并不相信中国所说的“良好核安全记录”是真的“良好”。而相反，曾在历史上出过重大核事故的俄罗斯、美国、日本，却更受国际市场的欢迎。

　　为什么中国核电售价低廉却卖不出去呢，因为中国所谓“良好”的核安全记录是建立在自我衡量的基础上。

　　为什么中国几大核公司一再要求政府“开放”内陆地区建核电站？原因是，他们的核电站核安全水平的评价太低，“性价比”不高，因而很难找到国际市场。所以只好转向国内市场，一再吁请政府开放内陆地区建核电站。

　　有规划说，2020年，我国的核电装机容量有望达到5800万千瓦，运行核电机组加上在建核电机组总量将位居世界第二。

　　笔者在今年全国政协双周座谈会上提交了一个《中国核电发展必须实行总量“控制”》的发言稿。其中提到，为什么美国、苏联还有日本会相继出现重大核事故？原因之一是这三个国家均在争夺“谁是世界第一、第二”；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三个国家首次重大核事故，均出现在其核电呈快速发展时期，且同时运行核电站的总数均“超过50座”。为此，笔者主张实行“总量控制”，以便保证在核电运行的“全寿期”内，亦即在40年内绝对不出重大核事故。

　　笔者给中国核电的“信用评级”是，中国到2020年建成的约58座核电站的核电安全程度，最多只能达到和日本同样水准，即有望实现在运行的1441堆年内，不出一次重大核事故。参照发达国家核电站运行规律，如果中国自2020年起将有58座核电站正常运行，有可能在未来20多年后面临一次发生重大核事故的风险。

　　核电站安全运行的特点是，其运行时间越长久，出重大核事故的概率也就越大。其主要原因在于，一切核电站在长期运行的同时，必然产生越来越多的放射核，而核放射性对材料造成的损伤，必将伴随着运行时间的增长而越来越大。所谓核电安全运行的“堆年”，其实也是对核电所用材料损伤程度的重要评价标准。

　　58座核电站，也许这一发展数字，不能称为核电的“大跃进”。但现在新提出的也许可称为“小跃进”的奋斗指标，其实仍包括着必须引起广泛关注的巨大风险！

　　需要注意的是，内陆地区选址虽然是少有人住的荒漠地区，但这些地区均属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是和多个友好国家共建新“丝绸之路”的地区。所以一旦出现重大核事故，会对共建“丝绸之路”产生严重的影响。前苏联在乌克兰地区切尔诺贝利地区发生的重大核事故，就是必须吸取的历史教训。

　　现在也有一些人说，内陆地区核电建设，其技术措施和沿海地区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沿海地区可以建，而内陆地区就不可以建设？其实，建设需要考虑的根本性问题不是核技术，而是核电风险问题。鉴于人们至今还没有找到核电站如何安全退役的办法，且核电站产生的巨大的放射性废料也尚无妥善的处置办法，既有的方法都是一些暂时性、临时性的措施，不能做到十分安全。核电站“小跃进”的奋斗指标的实现需要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