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倒逼规范：工程安全告急

　　此次论坛上，19位来自中国工程院及中国科学院的院士、8位外国专家及其他学者纷纷为我国地下工程安全问题把脉。

　　钱七虎在会后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工程事故可以预防，关键是要加强地下工程的安全风险管理和科学研究。

　　据统计，近年来，我国土木工程领域事故伤亡人数已占据全国特大事故的10%，仅低于道路交通事故和煤矿事故，居第三位。其中，地下工程安全事故及伤亡人数约占土木工程领域事故及伤亡人数的10%。

　　记者获悉，在地下工程事故的直接原因中，约22%为客观原因，37%为主观原因，另外40%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

　　钱七虎介绍说，在地下工程事故中，责任事故都高度相似，并且究其深层次原因，主要为：赶工期，任意删减施工中安全步骤和措施；工程造价低，安全措施投入少；用工制度造成人员技术水平低，安全意识差，无证上岗人员多；业主方在工程招投标过程中存在种种违规现象。他举例说，2007年湖南湘西凤凰发生的大桥垮塌事故正是因为赶工期，擅自改变施工的程序和施工方法，最终酿成大祸。

　　2008年杭州地铁塌陷事故专家调查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龚晓南介绍：“2008年杭州地铁塌陷事故主要是施工单位严重超挖造成的。”

　　令钱七虎担忧的是，当前我国地下工程建设规模大、发展快的客观形势，使地下工程技术和管理力量难以保证。而现有的建设体制、管理体制的深层次原因则导致工程管理体制混乱。

　　在2010年5月通车的南京长江隧道项目中，钱七虎担任了项目专家委员会主任。由他提出的一个新的安全风险管理规定，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引起了业界关注。

　　“我要求工程设计须由第三方来审核。”钱七虎介绍，该隧道项目由中铁四院负责设计，后请上海隧道院审核设计方案，整个工程图纸最后被审出多个值得改进的地方。

　　“设计工程图纸进行了较多修改，避免了很多问题，完善并提高了工程设计质量。”钱七虎说。

　　然而，这一做法却很难推广。钱七虎认为，由于安全风险管理在我国开始时间尚短，没有强制推广，所以目前各领域发展十分不平衡。

　　加拿大国家工程院院士Peter Kaiser则向《中国科学报》解释说，所谓安全管理，一是要了解风险是否存在；二是要对风险的情况进行评估，关键是要让施工者了解风险的具体情况。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颖人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应尽快将地下工程的安全风险管理制度化、法律化、规范化，例如规定风险评估应贯穿工程前期勘察、设计、施工、运营期等全生命周期。

　　“开展细致的地质勘查工作，能避免很多地下工程事故的发生。”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John Hudson认为。

　　然而，随着我国重大地下工程进入建设高峰期，“在复杂地质条件下建设的重大地下工程均已超出现有设计理论与规范”。郑颖人认为，目前灾害孕育演化规律与成灾机理、风险评价与管理、控制理论与技术等已成为地下工程建设面临的具有挑战性的关键科学与技术难题。

　　他表示，只有采用新思维、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并与大规模工程建设相结合，才能得到突破与攻克。“科研应当先行。”郑颖人说。

　　与会专家认为，未来20年我国重大地下工程的科技创新发展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地下工程灾害（岩爆、突涌水）的孕育机制、预警预测与防控理论；二是面向地下工程安全的设计理论；三是进行地下工程安全风险的全生命周期的管理理论研究。

　　中国科学院院士宋振骐建议，应建立基于现代化、信息化、可视化和智能化技术的地下工程建设安全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同时开展生产过程远距离遥控机械化、自动化，以及事故避灾操控指挥系统智能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