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政协探索地方立法严管食品安全信息

　　上周，上海市政府法制办通过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征求政协委员对《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草案）》（以下称“草案”）的意见建议，27位委员就此认真建言。

　　这项地方法规将规定对粮食及制品、畜肉及制品、禽类、蔬菜、乳品、食用油、水产品、酒类等类别的食品实行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作为食品和食品原料以外埠供应为主的特大型城市，在国家和市相关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尚未涉及食品信息追溯体系建设的情况下，上海积极探索以地方法规的形式推动食品安全信息体系建设，无疑走在全国前列，委员们对此予以充分肯定。可操作还要讲原则

　　多数委员注意到，“草案”将适用范围限定于“本市食品安全风险较高、消费量较大的食品和食用农产品”、将“食品生产经营者”定义为“从事生产经营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类别品种的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屠宰加工场、进口食品企业、食品批发市场和标准化菜市场的场内经营者、超市、大卖场、中型以上食品店、食品储运配送单位、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中央厨房、学校食堂、中型以上饭店”。

　　陈琪委员有过丰富的食品生产企业管理经验。她说，作为地方性法规，其中“食品”、“食品生产经营者”的概念应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一致，不应在“食品和食用农产品”前增加“食品安全风险较高、消费量较大”、在“生产经营者”前增加“标准化菜市场内”、“中型以上”等限定词，缩小监管范围。陈琪实际上完全理解有关部门源于提升“可操作性”的考虑——不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规模或经营场所进行定义、不对“食品”限定品类，监管难度可能会大大增加。她指出既然国家法律有相应规定，就不能回避矛盾，但分步制订可行目标则是可取的：“比如可以借鉴GB5749-2006《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实施方案，该标准将原来的卫生指标由35项增至106项，也是很大的跨越。”她说，一时达不到不等于就放弃追求，这部发布于2006年12月29日、次年7月1日实施的“国标”就规定“全部指标最迟于2012年7月1日实施”，很好平衡了理想和现实，这种思路值得借鉴。黄肇达、戴叔铭、吴延安、刘云霞、姜继森等委员也关注到上述内容，但他们的观点倾向于，在“食品”、“食品生产经营者”前再加上限定词，看似提升了法规的“可操作性”，实际却把判定“食品安全风险较高”、“消费量较大”、“中型以上”等执法界限的标准交给了操作部门量裁，可能引起各种风险的集中。有分工还要有合作

　　为了落实食品安全信息管理，“草案”规定了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发改委、商务委、经信委、农委、卫计委、财政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等各自的职责。

　　一些委员提出，这么多部门联合管理，一定要有很细致的分工协作规划，才能避免多头指挥，做到无缝衔接。吴延安委员就注意到，市商务委平时的职责是主管食品流通行业，负责生猪屠宰场的规划设置，负责酒类流通领域的质量安全监管等。但这个“草案”要求市、区县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推进安全信息追溯系统的建设、运行、维护和管理等工作，其可行性受到影响。他和戴叔铭委员都注意到，“草案”没有规定工商行政部门的职责。吴延安认为，对散装食品进行质量安全监管，工商局很有经验，应该列入；戴叔铭认为，工商局发现商户有法不依时，不只是罚款，严重的还能吊销其营业执照，很有力度，“草案”应该考虑列入。

　　陈琪委员提出，上海市场上食品大部分都不是本地生产，地方性法规应该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制订相应的管理办法。李锦军委员的关注和陈琪类似，他认为，“草案”应该增加与外省市相关部门协调的内容，对外省市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信息的真实性进行抽查或核查，否则很难避免“来源是真的，信息是假的”的现象。够力度还须讲技术

　　“草案”第十七规定“标准化菜市场的场内经营者、超市、大卖场、中型以上食品店经营者应当将其经营的食品追溯信息上传至追溯系统，打印每笔交易食品的追溯单据，供消费者查询，并确保打印设备完好运行。”

　　这条也是委员评议的热点。安翊青、陈琪、叶强等委员都认为，每笔食品交易都要把追溯单据打印出来没有必要。安翊青建议，提供每笔交易食品的电子追溯单据，消费者可凭单据号进行查询；叶强委员建议可以在商场增加自助式查询服务或者就把追溯信息打在收银小票上即可，不必单独打印；陈琪建议，只要把食品的追溯信息上传到全市统一的数据库，供消费者网络查询即可。她认为，把追溯信息放在全市统一数据平台，查询的同时顺便把商家也给监督了，一举两得。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关注这点的委员都倾向于建立全市统一数据库、提供一种便于用手机等移动终端查询的方式，认为这是最快捷、最可靠的办法。

　　吴延安、刘云霞、黄肇达等委员站得更高，他们提出在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建设管理中，要更加重视信息技术，要站在建设智慧城市的高度，充分运用云计算、物联网、移动数据通信等先进技术，并重视数据接口的标准化。在这方面下工夫，上海领先一步的探索就有“可复制、可推广”的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