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深厚的“中国渊源”说明了什么

　　对中国科学界而言，今年的诺奖季有点特别。10月3日至5日揭晓的三大自然科学奖项中，几乎每个奖项都有值得一提的“中国故事”——

　　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斯万特·帕博领导的研究所，早在2009年就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共建联合实验室，帕博培养的中国博士付巧妹多年担任联合实验室主要负责人，不到40岁的她如今已成为全球古基因组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

　　物理学奖三位得主之一的安东·塞林格正是我国量子科技领军人物潘建伟院士的博士生导师。塞林格此次得奖所列出的量子通信实验论文中，中国团队的工作提到了7项。中国量子科技的崛起，也成就了塞林格与潘建伟之间“从师生到竞争者、再到合作者”的一段佳话。

　　本年度“二刷”化学奖的巴里·夏普利斯六年前主动递出“橄榄枝”，将此次获奖成果的“种子”埋在了上海。那一年，他与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签约建立实验室，希望将自己科研生涯的最后时光留给上海，因为“这里是做科研的最佳地点之一”。

　　事实上，这一现象并非今年独有。自2010年以来，每一年的新科诺奖得主中，总会出现与中国科学界的交集，且频率越来越高。令人称道的“中国故事”背后，折射出的是近十年来中国创新实力的跃升和深度融入全球开放创新体系的大国地位与形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较上年提升1位，与2012年相比跃升了23位。

　　与科研实力日渐夯实相呼应的是，国人对于诺奖的态度正从一味“仰视”转为“平视”，不仅对获奖科学家的评价更为理性，也不再将是否获得诺奖作为衡量一位科学家或一国科学水平的唯一标准。毕竟，诺奖是一种高级别的肯定，但绝非标签，盲目追求或一味追捧并不可取。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其中关键变量之一的科技正迎来加速发展，重大科学突破层出不穷，设立于百余年之前的诺贝尔奖显然无法涵盖所有重要学科领域，一项重大发现无缘诺奖并不意味着没有科学价值，获得诺奖也并不代表“最具价值”。

　　从中国科学界与今年新科诺奖得主的交集不难看出，无论是共建实验室，还是中国弟子赴海外求学，都始于他们获得诺奖前的十年、二十年。因此，真正的科学所看重的并不是诺奖标签，而是学者本身的学术实力以及学科发展的巨大潜力。我国要成为真正的科技强国，就应该多提倡这样的非功利性合作。

　　正如潘建伟回国后推动量子信息科学“从梦想变成现实”的多项工作，成为塞林格获得诺奖的重要助力，今年诺奖季的“中国弟子”现象也让人们不禁发问，中国科研何时才能像这些诺奖得主一样，涌现出更多开疆拓土式的“第一”？

　　有学者提出，如今的中国科学界正在迫近“亚当斯时刻”。所谓“亚当斯时刻”，是指美国化学家罗杰·亚当斯赴德国留学后，回国在美国本土培养化学人才，致力于创建美国化学创新体系。从此，“亚当斯时刻”就成为美国化学走向自主发展并日趋卓越的代表时刻。

　　现代科学兴起于欧洲，美国却后发先至。同样作为“科学后发国”的中国，目前已在部分技术领域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今年的诺奖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科技的实力与贡献，而中国科研要实现全线并跑和超越，显然还有不少路要走。随着我国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持续提升、学术谱系的日臻完善和发展，出现可以预见并开创全新科研领域的科学大师或许指日可待。